中新社北京11月29日电 题：沈卫荣：如何理解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制度？
中新社记者 李晗雪
在全球众多的佛教支流中，只有藏传佛教形成了活佛转世制度；而“活佛”这一汉语俗称，本身就颇具令人好奇的神秘意味。那么“活佛”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为何独有藏传佛教形成此种制度？由清朝中央政府制定的金瓶掣签认定等制度，为何成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沈卫荣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探讨上述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为何只有藏传佛教内存在活佛转世制度？这一活佛转世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沈卫荣：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创举，也是佛教于西藏实现了本土化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形成与大乘佛教的菩萨信仰直接相关。
自十世纪开始，西藏就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土，从松赞干布起，西藏的政教领袖都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甚至西藏传说中创造了西藏最早人类的那只猕猴，也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所以，活佛转世制度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与西藏的观音崇拜直接相关，是藏传佛教选择其宗教领袖的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方式。
称呼西藏的转世活佛为“活佛”其实并不很恰当，他们只是菩萨的化身，而不是化身佛。到过人间的化身佛仅有释迦牟尼佛一人，而在人间救苦救难的菩萨化身则已无数。
转世活佛是佛法僧三宝于人世间的化现，是一切于轮回中受难的有情众生的依怙，他们是被圣化了的、神人合一的宗教领袖。大乘佛教的菩萨理念是印度、汉传和藏传佛教中，被普遍接受和深入人心的一个信仰体系，但活佛转世制度却只出现于藏传佛教传统中，这是藏传佛教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藏传佛教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转世活佛在藏传佛教信众中及青藏高原区域内，有怎样的影响力？
沈卫荣：如前所说，转世活佛被认为是以慈悲为象征的观音菩萨的化身，无疑具有深厚和广泛的大乘佛教信仰基础。自吐蕃王朝灭亡以后，西藏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世俗政权，宗教领袖于整个西藏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藏传统社会治理之政教合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就是与这种西藏社会的发展状态相应，人们迫切需要既是出世的宗教领袖、同时又具备转轮王式的世间权威的领导者，而转世活佛即集出世与世间领袖功能于一身，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对于政教二途的影响力越来越高。
转世活佛最早出现在十四世纪前半叶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派中。当时，像萨迦派等传统以家族势力为主体的寺院依然采用叔侄相继的继承制度。但逐渐，转世活佛制度与传统的家族继承制度相比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故被越来越多的教派和寺院采纳，渐渐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之宗教领袖选拔制度的主流，其影响力也就越发普遍和深广。现在即使是在萨迦派这样传统采用家族叔侄传承制的教派中，也已经较广泛地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不少萨迦派寺院和他们的教法传承也已经出现了多个活佛转世系列。
中新社记者：为何清朝中央政府要建立金瓶掣签制度等来对活佛转世进行规范化管理？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相关历史定制建立后的施行情况。
沈卫荣：金瓶掣签制度是清乾隆皇帝时代制定的一项规范活佛转世制度的重要举措，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行使管理权的标志性措施。
乾隆皇帝本人虽然尊崇藏传佛教，但作为大清的皇帝，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宗教信仰而影响了他对西藏政教二途的有效统治。在他那篇今天依然立于北京雍和宫内的著名碑文《喇嘛说》中，乾隆皇帝对喇嘛和藏传佛教的历史做了很学究气的考述，读来十分有趣。他很严厉地批评了元代蒙古皇帝曲庇谄敬番僧，认为他们一味姑息、纵容，以致喇嘛们“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四方，不可胜言”。而大清王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今天看来，藏族、蒙古族和满族共同的藏传佛教信仰不但是维系这几个民族之间亲和关系的纽带，而且也是大清王朝有效治理其西北和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助缘。
鉴于当时西藏和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制度出现了很明显的不合理合规的乱象，有活佛“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乾隆皇帝下决心要进行整治，“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以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这就是金瓶掣签制度的由来，它在本来基本上是一种宗教行为、由寺院僧人主导的活佛选举制度上，增加了政治权威的直接干预，使活佛选举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了中央王朝的政治领袖的手中。
无疑，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是清中央政府以政治权威规范藏传佛教在西藏、蒙古等地区之活佛转世系列选举的重要举措，对改革和重整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规范有积极作用。自乾隆时代开始，一直到中华民国时期，金瓶掣签制度逐渐成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历史定制，即使是像达赖喇嘛这样最高层级的活佛转世，也要通过中央政府以金瓶掣签的方式最终决定其转世灵童的选择。这也是我们今天依然强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应该采取金瓶掣签制度的历史依据。
中新社记者：十四世达赖喇嘛曾宣称他可能转世为植物、外国人，甚至不再转世等，对此您怎么看？
沈卫荣：早在197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就曾在一次接受德国《明镜》周刊的访谈中说过他或将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他说他以后不想再转世为达赖喇嘛了，而宁愿转世为一朵花、一个植物等等。这是他在当时比较绝望的心态下说出的一段话。在流亡生涯的前二十年，达赖喇嘛未能在国际社会得到足够的注意，当时他的政治和宗教生涯显得前途渺茫，所以他说他不愿意转世为达赖喇嘛了。以后，达赖喇嘛又多次改变了想法，提出了多种转世的方式，表现出他对自己前途的各种纠结。例如他说过要转世为外国人、女人，或者同时转世为多人，甚至他也曾提出过要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挑选一位成年人作为他的转世等等，这或都是因为他很明白不管他以何种状态和方式转世，都可能引发各种政治的或者宗教的争议。
按照大乘佛教的义理，只要轮回不空，菩萨们都是要重新回到情器世界，救度众生的。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达赖喇嘛自然应该回归世间，救苦救难。无疑，他的转世是不能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来决定，也不能推举一位成年人来担当。
中新社记者：在当今社会中，应该如何理解活佛对于藏传佛教及其信众的意义？
沈卫荣：当下人们常常把藏传佛教的上师们都称为“仁波切”，曾有传言说北京朝阳区就有十万甚至三十万的“仁波切”，并以为他们都是转世活佛，但其实，不是每位喇嘛和上师都是“仁波切”，也不是每位可以称“仁波切”者，都是转世活佛。每一支转世活佛系列的形成，都有一个特殊的缘起和较长的历史过程，对他们的认定需要有一个合理合法的宗教程序，并不是可以随意建立的。目前，国家对一般的转世活佛有严格和统一的认证制度，有效地管理活佛的转世程序，杜绝了真假活佛满天飞的乱象。
转世活佛对于藏传佛教及其信众的意义建立在大乘佛教的菩萨信仰基础之上。如果这些转世活佛和仁波切们不但是如理如法地挑选出来和得到正式认定的，而且其行仪风范和事业宏化也确实显现出菩萨的品质和能力，那他们就能够利益广大信众，对藏传佛教于今世的弘传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相反，要是那些自称是仁波切者，或者那些被人推戴为仁波切的转世活佛，其实并不具备菩萨慈悲为怀的发心和救度众生的无上愿力，而且也没有成为转世活佛的历史依据，是一些冒牌的假货，是受世间八风左右的追逐声名利禄之徒，那他们不但无法自利利他，而且必然会给藏传佛教于当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广大善男信女们应该对这样的假活佛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近年来，国家尊重活佛转世这一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期待藏传佛教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财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严格地规范活佛转世制度，杜绝假活佛的出现，让藏传佛教于民间的传播保持在理性和合法的轨道上。(完)
受访者简介：
沈卫荣，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讲师(1979–1990)，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博士(1990–1998)。历任哈佛大学印度梵文研究系合作研究员、德国洪堡大学中亚系代理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共同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客座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柏林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14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学研究会副会长。专业方向为西藏历史和汉藏佛教语文学。代表作有《西藏佛教历史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想像西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大元史与新清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和《从演揲儿法中拯救历史：元代宫廷藏传密教史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