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波斯萨珊朝银币，何以成为丝路上的“国际货币”？
——专访青海省博物馆文物研究中心主任多杰本
中新社记者 潘雨洁
中国青海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活跃的商贸往来。这些银币与粟特人有何关联？它何以成为流通在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货币”？青海省博物馆文物研究中心主任多杰本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西北多地，都出土过大量波斯银币，这些银币如何进入中国？
多杰本：中国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出土的波斯银币多属波斯萨珊王朝时代(224-651)，大致对应中国魏晋南北朝、隋朝直至初唐时期。
这几百年间，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建立起商贸网络。粟特人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间，正处在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往东是中国，向西是波斯、罗马。粟特人携带的波斯银币在丝绸之路沿线广泛流通，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
中新社记者：从南北朝到隋唐，粟特商队何以垄断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这些贸易活动如何促进沿线互通有无？
多杰本：粟特商队沿着丝路向东行走，往往几百人结伴前行，每到一处城镇便留下一些人定居，余众继续往前，逐渐串连起自己的聚落，作为彼此间贩运货物、交换银币的中转站，时间一久便垄断了沿线商品贸易。
在这张商业网上，主要是粟特人，但也包括随商队迁徙的其他中亚、西域地区的民族，统称“商胡”，沿线还有为商队提供保护、翻译的地方势力。《周书》卷五十《吐谷浑传》就记载有以粟特胡为主的“国际商队”，在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往来实况。
粟特人把西方的香料、毛织品、金银器等与中国的大宗货物丝绸交换，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等著作详尽阐释了当时交流的情形。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出土的许多文物，如希腊风格的人身鱼尾金饰片、粟特风格的金银器、波斯风格的玛瑙十二曲长杯……都是当时外来文化的代表，证明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繁盛。
中新社记者：以粟特人的商贸活动为载体，东西方精神文化交流表现在哪些方面？这种丝路文化的交流有何特点？
多杰本：粟特人通过商贸活动，将中国与中西亚地区的物产、技术、文化来回转运，自己也融合了多种文化。青海都兰吐蕃墓群中，出土的纺织品经过专家研究百分之八十为中原织造，剩下的则以粟特锦和波斯锦为主，有的衣衫材质为粟特锦，样式却为唐装；出土的金饰片亦具有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特征。
唐诗中有“金樽清酒斗十千”“葡萄美酒夜光杯”等名句，与粟特人带来金银器制品、擅长种植葡萄有关。唐朝的乐器、舞蹈受到粟特人带来的康国乐、印度乐风格影响，甚至包括史、康、安等姓氏，都是粟特人到中国后起的汉姓，中国史籍称“昭武九姓”，这些都印证了东西方的精神文化交流互动。
中新社记者：自北魏时期开始，中原王朝便任命“萨保”，来自官方的认证怎样加速民间交流？
多杰本：“萨保”是粟特商队中选举产生的首领，负责统领商队和聚落。
北魏时期，“萨保”已被纳入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由此有了胡人首领及中央或地方官员的双重身份，说明那时起，中原王朝已开始对粟特人管理控制。隋炀帝西征吐谷浑，设河西四郡，打通去往西域的通道，为河西走廊上的商旅提供保障。那时中原地区使用的是铜钱，但在人员、商贸集中交汇的新疆、河西一带，也可流通波斯银币，受到官方认可。
在中原王朝支持下，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大量粟特人留在中国。例如，史君墓的墓主就是北周时期的一名粟特“萨保”，妻子生于西平(即鄯州，今青海西宁)，后来夫妇俩生活在长安直到去世。史君墓的图像资料完整生动地展现了他的一生，也是粟特人与当地深度往来、融合的折射。
唐朝时，胡人聚落被改为“乡里”，纳入地方行政管辖，粟特人的商贸活动更加便利、频繁。在当时的大都市长安、洛阳，大批粟特人经商、入仕，成为舞姬、歌者，在中原安居乐业。
中新社记者：青海地区出土了史前遗址的海贝，它们是否具备一般等价物的属性？为什么会出现在青海？
多杰本：青海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海贝，经研究多产于印度洋，表明距今五千年前，青海与南亚地区已有交流。海贝可能有一定交换功能，但尚不具流通属性。
与海贝不同，在新疆、青海发现的几处波斯银币的窖藏，银币数量较大，从侧面说明，波斯银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大量流通使用。
这些货币的发现说明，青海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位置，成为东西方交通大动脉上的枢纽，正所谓“山宗水源路之冲”，在对外文明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