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中国文化的辉煌和浪漫
《史记》在国外
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
两千多年前，当司马迁开始写《史记》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这部发愤而作的巨著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司马迁当时只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但是斗转星移之间，《史记》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班固对《史记》倍加赞赏，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而鲁迅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是一语中的。明代士人称“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汉代气象“究竟雄大”，不同时期的人品读这些气撼河山的人物传记，都能感受到华夏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史记》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走近中国的一道桥梁。
命运多舛的巨著
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司马迁的《史记》并非刚一问世便引起重视，乃至誉满神州的。当时，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司马迁及其祖辈爱好黄老之学，所著《史记》中也多有与所谓“《春秋》大义”不甚相符之处，入不得“方家”之眼。更何况，对汉武帝来说，司马迁不过是一个因为替李陵辩解而被处大辟之刑，却又“贪生怕死”以腐刑保命的官员。
可是，这岂是司马迁贪生怕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若不是要修这样一部史书，也许他当时便会选择引颈受戮。可是，司马迁知道自己有责任去写一部通史，也一定会写好一部通史。父亲司马谈去世前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迁须臾难忘。
于是，便有了《史记》。《史记》中的每一篇都是司马迁的血泪。但是在汉武帝一朝，司马迁倒未必敢将其公之于世。《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句话十分有意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有人据此推测司马迁在世时可能有两部《史记》，一为正本、一为副本，副本当时用来传世，而正本则静静等待面世时机。在汉宣帝前，流传于世的版本应该是副本。
汉宣帝执政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发现了先祖遗留下来的竹简，里面记载的尽是古往今来之事，便将其献于汉宣帝。至此，司马迁《史记》的正本方重见天日，副本便渐渐没人提起了。如今，《史记》的副本还能不能找到，已成千古谜案。
但是，即便如此，《史记》在有汉一代，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隋唐方为显学。只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史记》中一些篇章亡佚、一些被人修改，个中曲直只有靠后世史家慢慢辨析了。
《史记》的海外传播
《史记》的海外传播最早从东亚一带开始。隋唐两代，日本曾派多批遣隋使、遣唐使，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史记》开始走出国门。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普遍能阅读汉语，而《史记》记载的那些故事正好能为日本提供借鉴。
《史记》在日本一度是“官员考试必备书”，不仅有志成为官员的学子们要读，就连皇室贵族也必须学习。《史记》对日本的影响可谓深远长久。由于有着如此高的关注度，日本国内关于《史记》的研究层出不穷，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等著作颇有见地，可称得上是“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了。
《史记》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也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朝鲜半岛一直与中国接触密切，《史记》传入时间可能比日本更早。在唐代编撰的《北史》中，就已经记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其中，《史记》就是“三史”中的一“史”。《旧唐书》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这多少有点“青年必读书目”的意味了。
朝鲜半岛最著名的两部史书《三国史记》和《高丽史》，都参照了《史记》的体例。两部书中的“本纪”“表”“列传”等，读者一眼便知其来历。此外，在书中一些篇章的结尾处，还有类似《史记》中“太史公曰”的评论，更是表明了其与《史记》的渊源。
《史记》的译介
19世纪中叶，俄罗斯学者在编撰《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时，翻译了《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自此《史记》便与俄语结下不解之缘。
苏联时期，汉学家越特金多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国的史学家们进行深入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这位国际友人雄心勃勃地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翻译《史记》，这个决定伴随了越特金的半生。1995年，越特金离开人世，这时《史记》的俄译本尚有最后数章没有翻译完。所幸越特金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遗愿，终于在2010年将《史记》俄文全译本悉数出版。越特金的墓碑上写着“史记大义，俄人知矣”。也许，越特金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传之其人”中的一员吧。
《史记》的译介是英语汉学史一大盛事。这部史学巨著，全书130篇，汉字52万余字，记载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3000多年中国历史。
20世纪上半叶，一些《史记》中的单篇列传被英语世界翻译后，这个古老、辉煌、伟大的东方国度浮现在异域读者的视野中，那些英雄的故事令全世界读者神往。
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语言，英语与《史记》之间的缘分已有数十年之久，其中又以美国知名汉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荣休教授倪豪士的译介最引人关注。
近80岁的倪豪士，沉浸汉学六十载，精研唐代文学，并从1989年起主持《史记》英译，笔耕不辍。他集结大量中外专家，开始了翻译《史记》的漫漫征程，试图在译出那些古老名词的同时，展示《史记》的风采。
倪豪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截至目前，《史记》已译介106篇。这位知名学者期望，英译本全本《史记》能在未来三到五年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中国名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正如倪豪士所言，“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对理解21世纪的中国非常重要。”司马迁书写《史记》时那句不无凄凉的“传之其人”，现在已变成一种乐观的呼唤，因为“其人”早已遍布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