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从“四万万人民”到“风的故事”
出生时父母给他起名“乔治”(George)；年少时他把名字改成“尤里斯”(Joris，荷兰语“乔治”之意)；盛年时因在世界各地拍片，他被称为“飞翔的荷兰人”；逝世后“落叶归根”，一座纪念碑在他的家乡——荷兰东部小城奈梅亨高高竖立。
他是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年生于奈梅亨，1989年病逝于巴黎。作为一名照相器材经销商的儿子，伊文思13岁就拍摄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在世界电影史被公认为纪录片先驱，包括1958年以一部充满诗意的纪录片《塞纳河畔》摘得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
在伊文思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中国“不可或缺”。从1938年第一次到中国拍摄抗战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到1984年至1988年多次往来中国拍摄最后一部作品《风的故事》，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乃至社会变迁长久吸引着伊文思的目光——中国成为他拍摄时间跨度最长、产生作品最多的国家之一。
这是一位电影人与一个国家的传奇交往，也是一位荷兰人与中国人的不解情缘，这当中，包括伊文思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近日中新社记者走访奈梅亨，在伊文思的出生地寻找他与中国共产党相识交往的点点滴滴。
一首歌
1938年，伊文思与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等人一道来到中国，辗转武汉、台儿庄、兰州、西安、广州等多地，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伊文思曾回忆，这部为中国抗战留下宝贵史料的纪录片让他和中国“相遇”，他拍摄了一个“在战火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
如今回看，伊文思当年收录到影片中的一首歌曲，成为日后这个“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最好的注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首《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保存伊文思生前资料和私人物品的奈梅亨地区档案馆，记者查阅到了有关《义勇军进行曲》的珍贵档案——在一页有些发黄的纸片上，工工整整记录着《义勇军进行曲》的中文歌词、歌名和作者，左上角标注着歌名的英文翻译。
由于《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就已唱响中国大江南北，伊文思将这样一首知名抗日歌曲收入片中并不令人意外；1939年《四万万人民》在美国纽约首映，进一步扩大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响力；据史料记载，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到这首歌后大为感动，1941年罗伯逊灌制支援中国抗战的唱片，不仅以“起来：新中国之歌”命名，还特意用中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除《义勇军进行曲》，从奈梅亨地区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可以看到，拍摄《四万万人民》期间，伊文思和他的搭档还将其它多首抗日歌曲记录存档，其中既有鼓舞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游击军》，亦有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赞美新中国》——“看吧！看吧！新的中国，在战斗之中创造……”，歌曲呼喊的愿望，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终得实现。
一台摄影机
以拍摄《四万万人民》为契机，伊文思与中国共产党相识。荧幕前，《四万万人民》出现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召开军事会议的场景以及朱德的镜头(由美国记者在延安拍摄)；荧幕后，由于受到阻挠无法赴延安拍片，伊文思托人将手里的一台35毫米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送到了延安。
1938年秋，延安电影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成立，伊文思赠送的摄影机和胶片成为延安电影团第一批拍摄器材。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钱筱章曾回忆，正是利用这台摄影机，延安电影团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留存了宝贵的影像资料，“每当我们看到这些动人的镜头，都会想到这是伊文思的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伊文思再度访华，成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接待的第一位“国际友人”，后来还应邀成为该厂的艺术顾问，向中国电影工作者传授自己的视听理论。在奈梅亨地区档案馆保存的资料中，有一幅老照片正是钱筱章与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一道去机场迎接伊文思，三人并肩而行，谈笑风生。
1985年底，影片《血战台儿庄》开拍前夕，恰逢伊文思刚刚飞抵北京。听闻消息，伊文思与《血战台儿庄》的主创人员叙谈，向这些“同行”介绍了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战役中的拍摄经历——从《四万万人民》到《血战台儿庄》，这不吝是一种“影像传承”。
一生情谊
走访奈梅亨期间，记者专访了欧洲伊文思基金会理事、电影史专家安德雷·斯图夫肯斯(André·Stufkens)。谈到伊文思和他的中国“老朋友”，斯图夫肯斯毫不犹豫地说出一个名字——周恩来。
在斯图夫肯斯看来，虽然伊文思的作品充满斗争精神，但他其实个性温厚，不好争论，这与周恩来广为人知的随和性格十分合拍，而且周恩来是位“影迷”，乐于同伊文思探讨电影艺术。
拍摄《四万万人民》时，伊文思一心想赴延安拍片，因受阻挠始终无法成行，经周恩来好言相劝，伊文思不再坚持，转而拍摄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的场景；伊文思托人将手里的摄影机送出后，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曾在摄影机前留影，对伊文思的感谢之情不言而喻。
新中国成立后，伊文思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数次访华，拍摄了《早春》《愚公移山》等纪录片，在当时新中国受到西方舆论封杀的情况下，为“世界看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在奈梅亨地区档案馆，可以看到多幅周恩来接见伊文思的老照片；1979年11月，邓颖超以“老朋友”的身份在北京饭店为伊文思庆祝了他的81岁生日。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最后一部作品《风的故事》，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一位西方电影人追寻风、追寻中国文化的过程，以及与孙悟空、嫦娥、李白、兵马俑等中国神话人物或历史人物的对话，犹如为自己与中国的情缘写下一部“自传”。
据斯图夫肯斯介绍，拍完《风的故事》，伊文思曾在采访中细述内心对中国的情感，“他最喜欢中国人的和谐观”，斯图夫肯斯说，“他不想要冲突，最想追求的是和谐，而非斗争或者别的对立。”
另一点是伊文思对中国文化有关“流动”的深深共鸣。斯图夫肯斯说，伊文思最后一部作品以“风的故事”命名，很大原因是因为“风”代表着流动，代表着变迁，很多时候还代表着“前行”。
正因如此，斯图夫肯斯在出版研究伊文思的专著时，选择了一张他眼中寓意颇深的照片——拄着拐杖的伊文思站在一群“兵马俑雕塑”中间，眺望远方，一起前行——不是走入历史，而是走向未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