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最新发布的高等教育趋势报告引发全美讨论。越来越多美国顶尖大学学生以“残疾”身份申请并获得特殊住宿和学业照顾，而其中相当比例的学生可能并未真正需要这些资源。
根据《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报道，包括布朗大学、哈佛大学等知名学府的残疾学生登记人数在近几年大幅增长。其中，布朗大学与哈佛大学已有超过 20% 的本科生登记为残疾学生；阿默斯特学院的比例更高达 34%，几乎每三名学生就有一人被认定为残疾人士。
不仅如此，芝加哥大学的残疾学生人数在过去八年内 增加超过两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 15 年间更是 暴增五倍。这类增长速度让许多教育界人士感到疑惑：真的是学生变得更需要帮助，还是制度空间被扩大利用？
报告指出，趋势大幅增加始于 2008 年美国残疾人法（ADA）修正案。该修法将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纳入残疾范畴，并将“主要生活活动”的定义扩展到学习、阅读、专注、思考等层面。
随之而来，高等教育与残疾协会（AHEAD）也调整指导方针，要求大学更多关注“学生自述困境”，而非严格依赖医学诊断。AHEAD 认为，要求大量医学证据不但造成负担，也可能强化结构性偏差。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高等院校开始 放宽评估要求。一项分析显示，在 200 所大学的残疾办公室中，多数学校在批准特殊住宿时只需学生提供医生证明，额外审查非常有限。
尽管官方强调支持学生平等学习的理念，但不少教授和教育工作人员直言，实际情况已偏离原意。
一名名校教授接受《大西洋月刊》匿名访问时批评：“现在讲的‘残疾学生’，往往不是坐轮椅或有明显障碍的孩子，而是拿着额外考试时间的富家子弟。”
另一名大学行政人员透露，加州一所公立大学甚至批准一名学生让母亲陪同上课，“结果这位母亲积极参与课堂，反而让学生分心。”
布朗大学认知科学教授史蒂文·斯洛曼则提醒，若大学过度宽松认定，将影响成绩真实性：“学生离开校园进入职场时，表现才是真正受到检验的时刻。”
报告还发现，寻求残疾住宿的学生主要来自 四年制大学。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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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学院（两年制）中，仅 3%–4% 学生获得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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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制大学中约 一半学生 在进入大学前从未有过相关诊断。
心理学教授罗伯特·韦斯指出，社区学院申请者通常自小已有学习障碍，而四年制院校的申请者则更常是入学后自行怀疑自己“患有神经发育障碍”并主动寻求评估。
佐治亚大学研究人员威尔·林德斯特罗姆认为，这可能与学生压力上升、自我诊断风潮有关：“许多学生在研究后就深信自己患有 ADHD 或其他问题，但有些症状其实多半人偶尔都会出现。”
随着残疾学生登记人数快速增加，美国校园正面临一场关于“支持”与“公平”的复杂争议：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是否会被稀释资源？成绩是否仍能真实反映学生能力？制度是否无意间成为取得竞争优势的工具？
专家呼吁，美国大学必须重新检视认定程序与支持政策，以确保残障服务能真正帮助到需要的人，同时避免制度被滥用，破坏学术公平。
这场围绕残疾认定、教育资源与学生压力的讨论，预计将在未来的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持续延烧。
除了制度漏洞被滥用，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社会文化对压力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在过去，面对高强度的学业挑战感到紧张、焦虑甚至偶尔失眠，被认为是成长过程中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是磨练心智韧性的必经之路。
然而，现在的趋势是将这些正常的压力反应过度“病理化”。当代大学生，特别是Z世代，似乎越来越难以忍受不适感。当他们面对困难时，社会和家庭不再鼓励他们迎难而上，而是倾向于立刻寻找医学解释，给他们贴上“病人”的标签，并提供保护伞。
这不仅是对那些真正身患严重残疾、急需帮助的学生的资源挤占，长远来看，更是对一代年轻人心智能力的削弱。
当顶尖大学里三分之一的学生都需要特殊照顾才能完成学业时，这个教育体系是否出了问题？这些学校和教育体制确实有了很大的问题，存在对正常人类的制度化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