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毕加索(1881-1973)幼年讲出的第一个词是“铅笔”?至少他母亲是如此回忆这位艺术神童的:他在会说话之前就开始画画,而“piz”(“lápiz”的缩写)在西班牙语中是铅笔的缩写——是他发出的第一个音。
在毕加索去世50周年之际,巴黎蓬皮杜中心以近千件作品构成“毕加索:无尽的绘画”。展览被宣传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毕加索纸上作品回顾展,展出其大量速写、素描和版画,其中大部分来自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展览现场
展览展出了毕加索的大量纸上绘画作品,它们像是一份份私人日记,让观者深入了解绘画者的工作,其中素描本是最珍贵的例子。这些作品来自巴黎毕加索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出自艺术家的工作室,毕加索一直保留在身边直至去世。
毕加索1924年素描本中的一页
打破严格的时间顺序,使不同时期的作品产生共鸣,展览中策展人将公认的杰作与首次展出的绘画作品相互对照、纸上作品与雕塑对话。突出了艺术家作品的丰富多样性。包括各种尺寸、各种风格的作品,使用了所有可能的绘画技巧,以及与这种大量创作思想相配合的展览叙事。围绕着表现、线条、纸上绘画在艺术家工作中的地位的问题,以一连串的主题串联起千幅作品。
毕加索,《自画像》,1918年,画家以简单线条提供看待自己的视角。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安妮·莱蒙尼尔 (Anne Lemonnier) 认为,展览不是一次回顾不同时代的学术之旅,而是提供了一条开放的路径。展览主题如同提出的问题一样展开——关于线条的问题,有专门探讨“阿拉伯式线条”“连续线条”或“清晰线条”的部分,对古典绘画提出了质疑。围绕人体表现的问题:在超现实主义时期,将人体描绘为“组合的身体”,如同一种构建游戏;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正面和背面的表现被关联为“展开的身体”;在最后几年的作品中,人体被描绘为“分裂的身体”,挑战了美的范式。
毕加索,《野生动物、马和鸟》,1936年
此外,在“纸上拼贴”板块,讲述着1912年秋日,当乔治·布拉克 (Georges Braque)将人造木壁纸融入木炭画中,发明了立体派拼贴画。毕加索很快也采用了这一新技巧,将彩色纸张、图案壁纸、乐谱或以剪报粘贴或用别针固定在画纸上,这些材料不仅因其文本而被重视,还因其视觉质地而备受推崇。
毕加索《乐谱和吉他》,1912年
在立体主义时期,毕加索创作了多幅类似的拼贴画,吉他出现在乐谱边,暗示其奏出的声音。
“忧伤”映照的是1937年4月26日,纳粹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下轰炸了小镇格尔尼卡。报纸上刊登的这场大屠杀的图像将成为毕加索为巴黎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创作的纪念画的主题。除了牛与马对抗的母题外,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抱着死去的孩子哭泣的女人的形象。“简化”则是1945至1946年,毕加索开始系统化地将形式简化为最简单的表达,公牛系列就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
毕加索:《哭泣的头V》《格尔尼卡后记》,1937年
1937年在完成黑白杰作《格尔尼卡》后,毕加索创作了这幅描绘德军轰炸西班牙城市的色彩绘画。
然而,展览中最为醒目的毕加索的素描本。作为一名画家,毕加索离不开绘画的实践。他留下了近200本素描本,这些本子涵盖了他一生的各个时期,从他在西班牙科伦纳的早年,一直到他晚年在法国南部穆热的时光。此次展览中十几本来自巴黎毕加索博物馆保存的素描本陈列与展厅中央,以一种脆弱而熟悉的方式展示着绘画。它们像是可以放进口袋的笔记本或是螺旋装订的相册,唤起了绘画的亲密性,而素描本构成的矩阵,揭示了作品的整体性。
毕加索,《公牛 IV》,1945
毕加索画了许多公牛,这些动物使他着迷。他不断简化细节,提炼成最简单的形式
毕加索,《公牛VIII》,1945
毕加索,《公牛XII》,1945。
这幅公牛图更为简约,根本没有皮毛。它的角看起来像一条弯曲的线
想较之下,某些纸上作品则展现出壮观的纪念性。例如,1920年左右的粉色调大型粉彩作品、为《阿尔及尔女人》(1954-1955)绘制的一套七十幅草图,以及从347幅版画套件(1968 年)中选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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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艺术以不同的方式,这是这个关于毕加索素描和版画展览的目的。”安妮·莱蒙尼尔说,“在此,没有‘杰作’‘天才’或‘缪斯’——所有这些概念在当代社会辩论的背景下提供了一个偏见和过时的框架。这些辩论不仅发生在街头,也发生在博物馆里。”
毕加索,《弗朗索瓦丝的肖像》,1946年5月20日
在这一轮争论中,毕加索被视为目标和象征。首先是因为与这位艺术家共同生活过的人大多遍体鳞伤,加之他是20世纪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情感生活被认为滋养了他的作品——从亲密关系到时代表达,从《拥抱》到《格尔尼卡》……这场争论远未结束。
有人主张在当前问题(性别平等、解构权力)下重新解读艺术史;也有人强调美学研究优先于道德考量,展示的是艺术,而非艺术家。
毕加索《小丑》,布面油画,1923年
这幅作品展示了毕加索将一幅复杂的素描变成油画的过程。
毕加索:《杂技演员》,布面油画,1930年
艺术家将人物抽象化,以杂技的姿势推到画框的边缘。
因此,线条和纸本绘画是展览的真正主题。绘画是一种不断的实验,存在于素描本、系列作品和变化之中;纸本绘画探索了雕塑和油画之间的界限;是思想的延伸,是所有表现方式变革的媒介。
如何传达体积的浓度、生物的存在?面孔是什么,能否创作内在的肖像?作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素描和版画作品回顾展,将我们带入了毕加索所提出的挑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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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安妮·巴尔达萨里谈毕加索纸本绘画
安妮·巴尔达萨里(Anne Baldassari)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毕加索学者之一,曾在毕加索博物馆担任策展人和馆长,领导了博物馆的改建工作,在她看来,纸本绘画不仅仅是毕加索的创作前的准备;它本身就是一个目标,是他艺术的核心,是一门高于一切的学科。 毕加索非常擅长于此。
虽然未参与蓬皮杜毕加索展的工作,但她对于毕加索在其父亲工作室的童年、素描在其作品中的重要性,以及当代对其私人生活的关注。
毕加索,《马和驯兽师》,1920。
展示了他的奇思妙想和用笔在纸上作画的技巧。
问:正如他母亲回忆的那样,“铅笔”这个词是毕加索发音的第一个词吗?
巴尔达萨里:考虑到铅笔、蜡笔、墨水笔等绘画形式在毕加索作品中的重要性和独特地位,他母亲讲述的轶事似乎是真实的。众所周知,毕加索在会说话前就开始画画了。在学校里,他是一个坏的学生。他几乎不会说话或写字,却整天在教科书的空白处画画。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些例子。
毕加索在他父亲何塞·鲁伊斯·布拉斯科 (José Ruiz Blasco) 的工作室中长大。何塞·鲁伊斯·布拉斯科是一位学院派画家、艺术教师。当毕加索还不会走路时,就师从于父亲学习绘画。
他的第一批作品是在拉科鲁尼亚创作的,当时他还是个孩子,是一些小笔记本,里面装满了为家人准备的笑话、谜语和故事,他把它们画在对折的纸张上。
毕加索,《游泳者》,1928年
在这幅作品中,艺术家将人体抽象成阴影相互连接的形状。
问:纸本绘画(Drawing)在毕加索的作品中有多重要?
巴尔达萨里:纸本绘画是他艺术实践的中心,是他主要的表达方式。油画(Painting)和雕塑是次要的,是用来综合已经在纸本实验中构思和测试过的方案的一种方式。
总之,纸本绘画是他的精神实验室。
在毕加索的作品中,油画和色彩从未完全取代绘画过程。 纸本绘画用于实验概念、想法和形成主题,一旦这些被清晰地定义,毕加索就会以油画呈现最终结果。有时,最终作品会是大画幅,但比例却与纸本绘画无异。
经过30多年的研究,我逐渐认识到,毕加索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用颜料绘制的,但他全部作品的构思则是用纸本绘画阐述的。
问:能描述一下毕加索小时候在父亲工作室学画画的场景吗?
巴尔达萨里:毕加索的父亲是一名学院派画家,经常需要写生鸽子,所以小毕加索会负责确保这些鸽子不会飞走。他需要喂鸽子,并让它们尽量固定。这是毕加索在父亲的画室里的情景。
极其重要但并不广为人知的是,在学徒的这些年里,年轻的毕加索负责制作剪纸,将它们涂成不同的色调,然后钉在父亲的画布上,以便父亲看到不同色调对最终作品的影响。毕加索从小就掌握的这种古老的画室技术,日后或成为立体主义革命的基础。
毕加索,《女子头像》,1907年
问:毕加索几乎可以用任何东西绘画吗?
巴尔达萨里:绝对如此——任何材料,以任何古老的方式。这就是他的创造力和自由的本质,这是永无休止的过程的一部分:毕加索从未停止过。
今年8月去世的克劳德·毕加索(Claude Picasso,毕加索之子),经常对他父亲随意的创作方式惊叹不已。他说毕加索会用他手上的任何东西来画画:铅笔、蜡笔、木炭、红粉笔。 当他有画画的冲动时,他会切下木头,然后将它们浸入墨水、咖啡、油脂等等任何他能找到的东西中。
毕加索,《牧神头像》1937年
牧神是毕加索在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神话人物,经常出现在关于爱和欲望的叙述中。毕加索有时似乎认同这些生物。
问:在毕加索去世50年的时间中,围绕他对待生命中女性的方式展开了很多讨论。您对此有何看法?
巴尔达萨里:关于毕加索和女性的话题由来已久,重要的是要了解绘画是一种语言。
人们说他的画作《哭泣的女人》代表了他受过虐待的情人朵拉·玛尔。 现实是,此时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朵拉·玛尔就是痛苦的面孔和代表,是一张因受伤而哭泣的面具。毕加索想要做的是哀悼西班牙内战的死难者。
注: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1月15日,本文翻译自法国蓬皮杜中心网站、法国国家电台、《纽约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