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之前，有女性艺术家吗？
在中国，无论是元代管道昇、还是明末顾横波，才貌双绝，能诗文擅书画的女性大多无法摆脱“艺坛伉俪”的束缚。在西方，大部分人认为，女性第一次拿起画笔是从她们争取投票权开始的。
然而，如果往前追溯，则会感到惊讶，即便时代有所限制，依旧有女性能够建立卓越的艺术事业。
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自画像：绘画的化身》，1638-1639年
从2019年英国国家美术馆轰动一时的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 (Artemisia Gentileschi) 展览为始，一连串的展览让多位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名字备受关注。 就在今年，爱尔兰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举办了“拉维尼娅·丰塔纳：开拓者，规则破坏者”，在英国杜尔维治美术馆（Dulwich Picture Gallery）举办了“玛丽·比尔：实验秘密”（Mary Beale: Experimental Secrets），在意大利热那亚公爵宫（Palazzo Ducale）举办了“阿尔泰米西亚·真蒂莱斯基：勇气与激情”（Artemisia Gentileschi: coraggio e passione），以及荷兰恩斯赫德特文特国家博物馆的“索福尼斯巴·安吉索拉：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家”（Sofonisba Anguissola: Portraitist of the Renaissance）等等。
丰塔纳，《玛尔斯与维纳斯》，1595年
这些丰富的展览让公众意识到女性一直在创作艺术，那么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什么？目前在美国举办的两个展览可能会提供一些方向，提出关于早期现代时期妇女和艺术主题的新视角——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Baltimore Museum of Art）“留下她的印记：欧洲妇女的历史，1400-1800年”，（Making Her Mark: A History of Women in Europe, 1400-1800，至1月7日）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强大女性”（Strong Women in Renaissance Italy，至1月7日）。
正如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展览目录中的几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在轰动一时的展览的标题中强调个体，强化了对卓越性的叙述——他们是罕见的，只有极少数艺术家有机会将自己的技能发展成有利可图的事业。
因此，“被遮蔽”或“被遗忘”的女性艺术家的回归，强化了理想艺术家（通常是男性）作为个人天才的叙事。无助于打破关于艺术品价值的更广泛设定。 因为在“留下她的印记”中，策展人安达莱布·巴蒂·班塔（Andaleeb Badiee Banta）和亚历克莎·格雷斯特（Alexa Greist）开始“寻找平凡的女性艺术家”。他们着眼于女性在更广泛的视觉艺术中的参与，在此，女性作为工匠、制造者、监督者等角色。尽管因为缺乏签名和记录，女性的工作很难追踪，但策展人们仍然展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物品，特别关注装饰艺术，如陶器、刺绣和科学绘图。
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展出的“留下她的印记：欧洲妇女的历史，1400-1800年”展览现场。
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女性以正式和非正式的身份参与了各种行业。 伊拉娜·克劳斯曼·本·阿莫斯 (Ilana Krausman Ben-Amos) 在对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青少年文化的研究中证明，以布里斯托尔为例，在所有行业约1500名学徒中，女性约占3.3%。在伦敦，这一比例较低，但南安普敦等小城镇的比例要高得多，约为10%。尽管许多人在缝纫、家政服务等传统“女性”行业当学徒，但也有一些人找到了布料商人、药剂师、鱼贩、葡萄酒商人的工作。 她们还接受过细木工、制钟、纺织、皮革和金属加工等手工艺培训。在非正式情况下，妻子和女儿经常受雇于男性家庭成员的车间，参与从生产和监督的各个方面工作。巴尔的摩的展览有助于为这些统计数据提供视觉和物质形式，表明许多传统的男性贸易和作坊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女性。
朱迪思·莱斯特，《自画像》，1633年（“留下她的印记：欧洲妇女的历史，1400-1800年”展品）
“留下她的印记”关注的是作为创造者的女性，而在波士顿举办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强大女性”则盘点了女性与艺术接触的所有不同方式。在展览空间中，连续的区域由柱廊和壁龛隔开，旨在模仿15世纪由无名之手创作的、著名的三幅“理想城市”（The Ideal City），试图通过唤起意大利城市的理想公共空间，强调了女性在家庭内外的影响力。她们是艺术创作者、作家、作曲家、赞助人、模特、设计师和使用者。
观众首先看到一组展品之一是索福尼斯巴·安吉索拉 (Sofonisba Anguissola) 创作于1556年的迷人自画像。画中的她举起一个圆盘，上面的“密码”代表她父亲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场明星展览，但它提醒观众，才华横溢的女画家经常出现在男性亲戚的工作室里。不过，这只是展览的一个方面:它还涵盖了如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este)等重要的女性赞助人；以及回顾了女性虔诚仪式的物证，并向不知名的女性刺绣者、编织者和蕾丝女工致敬。
索福尼斯巴·安吉索拉，《小型自画像》，1556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览展品）
其中一部分专门讨论女性榜样，包括《圣经》和古典神话中的人物。 盘子、绘画和陶土雕塑描绘了朱迪思（Judith）等女性，她们渗透进军营并斩首敌人，还有被罗马敌人绑架后主张和平的萨宾妇女。这些女性被视为美德的典范，代表了女性可以用来塑造自己生活的角色。 然而，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榜样的选择并不局限于性别，也不乏有权有势的女性将自己与传奇男性进行比较的例子。比如，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在即位后，将自己比作从狮穴中的丹尼尔（Daniel），还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并有各种图像和文本将她描绘成睿智的所罗门王，而不是我们可能期望的所罗门王的伴侣示巴女王。
乔瓦尼·德拉·罗比亚，《朱迪思》，约1520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览展品）
波士顿和巴尔的摩的展览都将雕塑、绘画等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与陶瓷、蕾丝和刺绣等装饰艺术融为一体。展览中，精美的刺绣和编织的丝绒作为架上艺术作品被悬挂起来，在更传统的油画肖像和历史画中并无违和，且显得自在。在巴尔的摩展览目录中，这种方法被视为一种女权主义行为——对美术馆环境中“墙上权力”学说的拒绝。(策展人认为)这种学说更喜欢男性风格的油画，而不是女性风格的珠饰和刺绣。然而，正如参观过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或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参观者所知道的那样，将精美艺术和装饰艺术结合，是如今展示文艺复兴时期和早期现代时期作品的标准做法。
在博物馆环境中，这种混合方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迈克尔·贾菲 (Michael Jaffé) 20世纪70年代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乡村别墅风格的展览。 近30年来，由于V&A博物馆1998年建成开创性的英国展厅（British Galleries 1500-1900），这种方法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那里，家具、纺织品、陶瓷、绘画等在同主题房间中一起展示，而不是按流派或材料分开陈列。这基于时代价值观，有助于向当时的观众传达丰富性和多样性。 这产生了与波士顿和巴尔的摩相同的整体多媒介展厅体验，但其诞生的基本原理是优先考虑对历史准确的注解。
佚名，天鹅绒编织(细节)，意大利，15世纪（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览展品）
事实上，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艺术家而言，回归时代价值观可能会面对几个问题。主要问题之一是作品的质量。不言而喻，女性艺术家普遍无法接受与男性艺术家类似的重要培训——尤其是基于男性裸体的解剖学研究和人体素描。正如巴尔的摩展览的策展人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知道，虽然一些女性有可能接触到裸体男模特，并且可以以自己的身体来塑造女性形象。但历史事实可以帮助解释女性在从事历史和叙事绘画时所面临的障碍，她们对解剖比例和动态的把握常常被批评为技法低劣。
索福尼斯巴·安吉索拉，《象棋游戏》，1555年，波兰波兹南博物馆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览展品）
然而，如何处理这种质量差异也困扰着巴尔的摩展览的文字叙述。索福尼斯巴·安吉索拉（Sofonisba Anguissola）的画作《被小龙虾咬伤的男孩》（约1554年）被认为是瓦萨里所称赞的女性艺术家作品的罕见例子，但瓦萨里赞美的不是其本身的技法，而是对人类情感的精致描绘。原创性也是女性艺术家面临的问题，这两个展览的策展人都没有否认许多女性艺术家抄袭他人作品的事实。 然而，对于大多数前现代艺术家（包括男性艺术家），独创性几乎不是关键。“发明”（invention）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invenire，其意思包括了发现或获取，以及我们所熟悉的意义上的发明。临摹他人的作品是艺术家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装饰艺术家都从版画和版画中汲取设计。
圣殇（Pietà）刺绣，16世纪（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览展品）
“纯粹”抄袭是否与女性特别相关？也许是。目前在波士顿展出的一幅由一位身份不详的女性所绣的《圣殇（Pietà）》场景中，上边框上装饰着维罗妮卡面纱的图像。 这是耶稣前往受难地的路上，路旁围观的信徒维罗妮卡将面纱献予基督。因此在面纱上奇迹般地存有基督的面容。面纱一般是由女性“制作”的图像，它暗示着一种神奇而机械的复制过程，却不具有独创性和创造力。同样，边框四角分别是一个健康的男性小天使，这可能是为了通过一种被称为“母性印象”的无意识过程来“塑造”母亲子宫中的婴儿，据信，母亲所看到的事物，会影响子宫中婴儿的“塑造”。
伊莎贝拉·帕拉索 (Isabella Parasole，1575-1625) 设计的一本蕾丝图案书也在波士顿展出，它是女性重新发明图案而不是复制图案的一个例子。与男性一样，有些女性创作出令人惊叹的高质量的作品，而另一些则不然。其中的历史原因，值得探索。
但与其在心理上将女性与杰出的男性（如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进行比较，或许更应该在人类创造力的大背景下看待她们。其实“平凡”的男性艺术家也有很多，这是巴尔的摩展览所暗示的，但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女性一直在创造事物，我们需要公正地对待她们，而不是强加不合时宜的束缚。揭示更多丰富而陌生的过去，从而最大限度地看到女性的力量。
注：本文编译自《阿波罗杂志》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