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知名文博学者、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汪庆正先生(1931－2005)诞辰90周年，作者撰文所述略及当年汪庆正先生决策购买《淳化阁帖》、研究《淳化阁帖》的往事，以纪念汪老。
汪庆正先生(1931－2005)
认识汪庆正先生，是在2003年上海博物馆成功收购安思远旧藏《淳化阁帖》之后。
先来说说我对安思远收藏《淳化阁帖》的一个认识过程。这套《淳化阁帖》，我最初只是在民国影印本上见过，当时根本不知道它的下落。后来，在1996年9月，启功先生邀请安思远来故宫博物院举办碑帖展览上，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实物，但彼时还不认识安思远先生。直到两年后的1998年8月，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图书馆举办“上海图书馆馆藏碑帖精品展”的展厅里遇见安思远本人。当时安思远先生向我询问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的贾似道藏印问题，因为只有“安思远藏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本”是明清以来口耳相传的贾似道藏本；虽然当时无法圆满回答安思远先生的提问而略带羞愧，但是，这一提问却开启了我的《淳化阁帖》系统研究工作。
安思远藏《淳化阁帖》
安思远藏《淳化阁帖》卷六书影
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封面
1999年至2002年，恰逢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全套17册的《法帖全集》第一册就收入了《淳化阁帖》“安思远藏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本”。“安思远藏本”就此成为我研究《淳化阁帖》的一个重点。2002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淳化阁帖刊刻1010周年”研讨会上，大家又讨论到“安思远藏本”。
此后，再要谈论“安思远藏本”话题，就与汪庆正先生密不可分了。2003年5月，我得知经汪庆正先生决策拍板，安思远藏本已经成功入藏上海博物馆，让国宝《淳化阁帖》回家了。但当时我并不认识汪庆正先生，反倒是汪先生预先了解到了我的个人信息。2003年7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淳化阁帖祖本》的媒体吹风会，当时出席这个会议的对象是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和媒体记者，上海博物馆报告厅座无虚席，大家认真聆听汪庆正先生介绍上海博物馆购买安思远藏本缘起和文物价值所在。大会上，当汪先生讲到购买《淳化阁帖》是徐森玉先生的嘱托时，突然，话锋一转，对着台下听众说：“上海图书馆的仲威先生来了吗？”我顿时一惊，不知所以，只得起身示意我到了，然后，汪先生就说，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如何协助徐森玉先生采购碑帖善本的，还讲到了《凤墅帖》《郁孤台》《许真人井铭》入藏上海图书馆的经过和细节，并希望我能好好研究这批由他经手过的顶尖碑帖善本。这也是我第一次和汪先生面对面，也算是就此认识了。
没承想，会后过了没几天，汪先生就来到上海图书馆观看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当时由我负责接待了汪先生，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会谈。当时汪先生是73岁的长者，我是33岁的小年轻，初次接待这位文博界的老前辈，心里还有些许紧张和忐忑，但是，当我们谈起《淳化阁帖》后，我就越来越自然了。彼时汪先生正在为《宋拓祖本淳化阁帖》（即《淳化阁帖最善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出版）影印出版而撰写序文，来上海图书馆的目的就是希望比对一下同为贾似道收藏的《淳化阁帖》“枣木祖本”的版本面貌。
《淳化阁帖最善本》书影、内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出版）
《淳化阁帖最善本》书影、内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出版）
《淳化阁帖最善本》书影、内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出版）
讲到这里，必须插一段往事，来介绍有关“上海图书馆藏本”的一个背景情况。“上图藏本”是如何从残本变成足本的。2001年，时任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主管的马成名先生专程访问上海图书馆，向我介绍了他的最新发现，并出示了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淳化阁帖》照片，一共九册（卷一至卷八，卷十，20世纪80年代初流入美国），我一眼就能认出这九册与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同属一套，至此，残本又重新成为足本，一套十卷齐整的贾似道旧藏“阁帖祖本”。
当时，汪先生来上图校勘《淳化阁帖》时，携带了《中国法帖全集》第一卷，因为其中收入了安思远藏本，拿它来校勘最为便捷。我看到这本《法帖全集》夹放了许许多多各种颜色的签条，就知道汪先生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心中暗自佩服。当时，汪先生已经拿到了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淳化阁帖》的全部照片资料，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另一套贾似道旧藏“阁帖祖本”的全部图像资料。
自明清以来，在碑帖收藏界公认的《淳化阁帖》枣木祖本，只有两套，一套是上文介绍的分藏上海图书馆和佛利尔美术馆的十卷本，另一套就是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安思远藏本，存卷四、六、七、八，共计四册。
当上海博物馆采购安思远藏本后，汪庆正先生马上就与上海图书馆和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本比对，但是，问题就出现了，上图藏本与上博新购本，这两种过去相传皆为枣木祖本的《阁帖》，居然面目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当然，这两种藏本不可能同时都是“阁帖祖本”。
因为上海政府斥巨资购买《淳化阁帖》，责任重大，对上博来讲，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上海图书馆和佛利尔美术馆十卷本”不是“阁帖祖本”的有效证据，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排他法”的研究结果。那次与汪先生见面，我们就谈及此事，当时我对此束手无策，认为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坎。但是，值得庆贺的是，这个问题并没有难倒汪庆正先生，反而取得了《淳化阁帖》版本研究史上一个重大突破。数日后，汪先生再次来到上海图书馆补拍《淳化阁帖》图片资料时，欣喜地告诉我他在“上海图书馆和佛利尔美术馆十卷本”的拓本间隙中找到了十分不起眼的刻工姓名，发现郭奇、王成、张通、李攸等人名皆为南宋绍兴年间国子监刻工，因此，轻而易举地证实“上海图书馆和佛利尔美术馆十卷本”为“南宋绍兴国子监刻本”，从而否定了其“阁帖祖本”的身份。
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诏依《淳化阁帖》旧本翻刻十卷置于国子监，其先后次序、字行长短、卷尾篆题完全遵照《阁帖》原本，模刻精善，世称“绍兴国子监本”。虽然“上海图书馆和佛利尔美术馆十卷本” 从《淳化阁帖》“北宋枣木祖本”降格至“南宋绍兴国子监刻本”，馆藏文物珍贵性打了折扣，但汪先生的这一研究发现为进一步理清《淳化阁帖》刊刻谱系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坐标点。
虽然，排除了“上海图书馆和佛利尔美术馆十卷本” 是《淳化阁帖》祖本的可能，但是，一时还找不到“安思远藏本”为《淳化阁帖》祖本的充分理由。而就在我与汪先生第二次见面时，他郑重地告诉我，我们决定不再以“祖本”来宣传，而以“最善本”来定调。此言一出，我更加佩服汪先生文物研究的客观与严谨。“最善本”这三个字，包含了汪先生多大的学术自信和人生睿智。
《淳化阁帖最善本》书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书影
距汪庆正先生第二次来上海图书馆没几天，上博的老馆长马承源先生也来上图观看《淳化阁帖》，因为马馆长是青铜器专家，所以我介绍馆藏《淳化阁帖》时，没有涉及碑帖版本问题，而是系统地介绍了《淳化阁帖》的历代刊刻体系和书法艺术价值。听了我两个小时的汇报后，马馆长对我说：“你介绍的这些内容可以出版一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淳化阁帖》。”当时，我仿佛如梦初醒，感觉马馆长说得对，真该写本书呀！此时已经是2003年8月4日，距离2003年9月23日上博《淳化阁帖》展览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
接下来我日以继夜，用三周时间写出了《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上海书店出版社金良年总编、林国华总经理又以最短的时间将此书出版。就在此书即将面世前，我想请汪庆正先生帮我撰写一篇前言，虽然当时已经与汪先生不陌生，在《淳化阁帖》问题上已经无话不谈，但是，考虑到他当时正忙于撰写论文和策划展览，真不知道会不会打扰了百忙中的汪先生。但是，当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意愿时，汪先生一口答应，并于第二天就写好序文，这令我大为感动。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淳化阁帖》九册合影
《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书影
南宋绍兴年间国子监刻工郭奇题名（整幅和局部）
我与汪先生再次见面是在2005年9月1日，与图书馆领导邵敏华、王世伟一同看望了病中的汪庆正先生，此时他刚做完手术，正在瑞金医院化疗康复。人虽大为消瘦，但精神尚可。这次见面，汪先生谈及碑帖收藏与研究、图书馆事业与善本研究的关系以及碑帖研究的历史使命等话题，我还向他汇报了上海图书馆策划年底举办“翰墨珍拓——馆藏碑帖善本展览”的工作进展情况。告诉他碑帖展品大多是当年他经手入藏上图的，他听后很激动，鼓励我们要做好碑帖文化的宣传工作。10月14日，我与王世伟副书记再次看望病中的汪先生，此行的目的是，希望结合上图碑帖展览，举办一次“碑帖文化三人谈”，计划由汪先生、翁闿运与我三人做一个访谈节目。当时，汪先生精神尚好，他不是躺在病床上接待我们的，而是坐在病房的沙发上会面的，他的眼睛炯炯有神。汪先生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连连说“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0月22日，却收到了汪庆正先生病逝的消息。他的突然离世，令我万分难过，我们上海文博界从此缺失了一位灵魂人物。
2021年是汪庆正先生诞辰90周年，拙文所述略及当年汪庆正先生决策购买《淳化阁帖》、研究《淳化阁帖》的往事，以纪念汪老。
（本文原载于书与画杂志，原题为《仲威｜回忆汪庆正先生与〈淳化阁帖〉最善本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