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术vs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人民收音机vs“纳粹德国”的宣传，电视直播vs美国总统竞选……千百年来，从克拉纳赫的路德肖像、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传单、到数字时代的“推特治国”，新媒介与新世界之间的关系，历史一直在循环上演。
在德国历史博物馆（DHM）进行的“从路德到推特：媒体与公共领域”展览（From Luther to Twitter：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便以此议题作为切入点，从另一种角度探讨媒体、政治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该展览由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 （HaraldWelzer）和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ät Konstanz）历史与社会学系的梅拉妮·里昂（Melanie Lyon）共同策划，现场呈现了来自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英国等200余件艺术品及物品。
“从路德到推特”展览现场入口 ©德新社（DPA）
展览的重点并非展示历史事件的“遗留物”，也并不是技术史的梳理，而是思考媒介发展与政治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展览现场部分艺术品及场景作为示例，带大家感受数百年来“政治人士及团体如何理解并利用新媒体技术的力量”。
【一】
回顾历史，无论是印刷、电报、广播或电视，媒介的技术发展总会有一定的“潜伏期”，直到主导者意识到并利用其潜力开始进行政治交流。艺术的介入亦是其中的重要表现手段。
展览从一个1973年在德国发掘的黏土鼓开始。这个属于新石器时代、表面富于装饰图案的黏土鼓极为罕见，是史前用于仪式的乐器与公共领域交织的佐证。鼓面上的线条及图案无法完全解读，可能象征太阳、雨、水等含义。
黏土鼓 © DHM/David von Becker 萨尔茨明德文明（Salzmünde Culture），德国 公元前3375年–3075年
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是欧洲地区第一位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欧洲人，他的发明引发了一次媒介革命，并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史上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欧洲迅速传播的印刷术使得印刷品变得非常便宜，印刷的速度也提高了许多，印刷量巨增，并被视为在随后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和科学革命等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现代的知识经济和知识传播奠定了物质性的基础。
活字印刷（摄/李宛潸）
当活字印刷术带来的资讯革命遇到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就为宗教改革创造了十分重要的先决条件。路德的德语版《新约》不仅成为历史上的第一畅销书，而且还印制了不计其数的传单和小册子。
宗教改革俨然就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重大媒体事件”，而作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人、基督教新教创立者的马丁·路德更是“第一位现代媒体明星”。正如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梅拉妮·里昂（Melanie Lyon）所说，作为“媒体人”的路德堪称模范，因为他在印刷术发明70年后就认识到可以用这个媒介来“做一些事情”。
路德肖像（Portrait of Luther），克拉纳赫, 1579 ©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Wolfenbüttel, Bibel-S.4°197:1 (1)
马丁·路德将拉丁语《圣经》翻译成平民惯用的德意志方言，使之更浅显易懂，此举对教会和德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初代德语版《圣经》上粘贴的路德肖像，由德国文艺复兴领袖艺术家之一的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绘制。在16世纪的当时，肖像画的对象主要是贵族和高级教士，公众对马丁路德的追捧促使当时的宫廷画家克拉纳赫“出手”。随后，诸多艺术家创作了大量路德肖像画，并以印刷品的形式广为流传。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群像 © DHM/David von Becker
随后的数百年，文字和图像一直是政治交流的主要工具，新闻界的发展与创新成了政治参与者手中重要的手段，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公共领域。诸多艺术品“目睹”了这一时期的“怪现象”。
18世纪-19世纪媒体印刷品（摄/李宛潸）
“读书室”（Lesekabinett） Heinrich Lukas Arnold，约于1840年©德意志历史博物馆（DHM） 19世纪，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学会了阅读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 洛伦兹·克拉森（Lorenz Clasen），1843年 ©德意志历史博物馆（DHM）
该讽刺漫画影射了当时的禁令，揭露真相的普罗米修斯的脸呈现的是卡尔·马克思的面部特征。
“出售真相”（Selling the Truth） 奥地利画家Johann NepomukHöfel，1848年（复制品）© DHM
“报纸政客”（The Newspaper Politician） 莱比锡，1849 石版画（复制品）©DeutschesBuch- und Schriftmuseum der DeutschenNationalbibliothek Leipzig
【二】
进入20世纪，在印刷品、报纸、图书以外，电台登上了传播舞台的中心。苏维埃非常重视电台对民众的影响能力，早在1920年代，他们就意识到口头宣传在农村尤为重要，并开始在街道和广场上安装扩音器来传送广播。
公共广播在苏维埃，1927/1928 （摄/李莞潸）
仿效苏联模式，德国纳粹党（NSDAP）领导层很快发现了利用广播直接通过口头语言向民众灌输极权主义的机会。“人民收音机”是“纳粹德国政权”时期的国民爆款，它由奥托·格莱欣应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要求开发。1933 年以后，德国电台通过广播将希特勒的讲话传到家庭、工厂甚至城市街道的每一个角落，开发人民收音机的目的就是让大众听得起广播。戈培尔发现收音机的普及非常重要，广播是一种非常好的潜在宣传媒体。
VE 301W 型人民收音机，1936 © DHM /A. Psille
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希特勒的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说：“希特勒的专政与所有其它历史前辈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他的专政是用技术手段来完全控制国家的第一专政。通过人民收音机及扩音器等技术设备，八百万人民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使他们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变得可能。”
人民收音机的宣传海报，1936（摄/李莞潸）
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Welzer）说：“媒介的每一项技术创新迟早都会导致政治沟通的变化，当权者及其反对者都会相应地使用它。”在公共领域，希特勒的“电台”名声大振，站在他对面的阵营也开始围绕电台做文章。
1940年代的政治讽刺漫画（摄/李莞潸）
苏联塔斯社宣传海报 苏联电讯社（TACC，塔斯社），1944年6月（摄/李莞潸）
左图中的希特勒高喊“将横渡英吉利海峡”，右图中的电台则在播报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的消息。希特勒使用的技术成了反对他的武器，这样的宣传海报对鼓舞苏联士兵的战斗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电台之后，电视登场。1960年美国大选，参议员肯尼迪和副总统尼克松参加了历史上第一次候选人电视辩论直播。当时电视直播属于挑战无线电广播的新媒体，犹如今天的社交媒体之于传统媒体。肯尼迪最后以微弱多数胜选，许多人认为他在这场电视辩论中的表现起了很大作用。尼克松1968年和1972年再度竞选总统，两次都拒不参加电视辩论。
展览现场，模仿1960年代美式风格的房间中，电视机正在播放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的辩论“名场面” ©DHM/David von Becker
半个世纪后，第45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绕过传统媒体，通过推特（Twitter）建立了与他的追随者的直接联系。在当代正流行的“推特政治”旁边，展览现场所展示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被损毁的数据储存设备显得更为扎眼。
展览现场可观看纪录片《第四公民》片段 ©DHM/David von Becker
2014年的纪录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讲述了爱德华·斯诺登和棱镜门事件，该片获得第68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纪录片以及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
斯诺登被损毁的数据储存设备（摄/李莞潸）
与斯诺登的展区遥相呼应的还有现场的另一幅海报，这张艺术海报反应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口普查，这一事件在1987年引发了广泛抗议。与如今互联网时代公开收集数据相比，当时收集的信息显得“相当无害”。
“我要你的数据”（Ich will deineDaten）,1987©DHM
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塑造出的崭新的公共领域让全世界的人都激动不已，但在2014年的一项对15个国家的1.5万名消费者开展的调查中，就已提出过最直接体现隐私悖论的问题：你愿意以牺牲一些隐私为代价，换取更多便利与舒适吗？
智能手机是“数字原住民”交流的主要手段，也是收集个人数据的基本工具。人们一边知道隐私遭受破坏，一边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收集数据的行为。德国摄影艺术家弗洛里安·梅纳特（Florian Mehnert）的“智能手机堆栈”摄影项目，或许能为你带来更多的思考。
“智能手机堆栈”（Smartphone Stacks） Florian Mehnert，2020 ©Courtesy of Florian Mehnert
创作于2020年的“智能手机堆栈”是本次展览最“年轻”的艺术品，它与本文中所介绍的、也是展览现场的第一件展品——萨尔茨明德文明的黏土鼓，时间相隔长达五千年。夹杂在这五千年中的任何一个时代，新媒介都在引发新形式的政治公共领域，都存在着敌对与鼓动、谎言与欺骗，并在其中探寻修正与进化。
所以，从路德到推特，世界在变好吗？
我们唯一能回答的是：这部“媒体与公共领域”变迁史的连续剧，仍在继续。（文/李宛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