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童恩正在四川甘孜考古调查期间
上世纪 80 年代考古界有“湖南出考古学家”的说法。此言不虚,细数当年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就有四位出身湘籍,他们是:邹衡(澧县,夏商周考古)、张忠培(长沙,新石器考古)、严文明(华容,新石器考古)、童恩正(宁乡,西南考古)。在这四人当中,邹衡和严文明为北京大学教授;张忠培为吉林大学教授,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童恩正为四川大学教授。《古代的巴蜀》 童恩正著(图片为编者所加)
巴和蜀是我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的两个方国,其早期历史极度匮乏,没有任何可辨识的文字记载,后人的追记不仅十分简略,亦不乏层累的堆砌。以往学者撰写的巴蜀史多依赖文献、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很多问题只能留在揣测的层面。童先生这本书的不同在于,他首次将考古资料及科研成果与巴蜀传说、古史、古代民族的研究相结合,分别梳理出巴、蜀两国的历史,在“巴蜀文字”解读、“西夷”和“南夷”的物质遗存划分、“湔氐道”的地理方位及土著民族的考订等方面发前人所未发,对推动巴蜀史的研究有重要贡献。1981 年初,我在山东诸城前寨遗址结束考古实习,李仰松老师带领我们班沿途参观到了青岛,我在一家书店买到童先生这本著作,此也成为我了解巴蜀史的启蒙读物。1996年,卡若遗址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片为编者所加)
《昌都卡若》考古工作报告(图片为编者所加)
1979 年,童先生带领川大师生前往西藏昌都主持发掘了卡若遗址,出土大批遗物,清理出 28 座史前房屋建筑基址。这批房屋分早晚两个阶段,早期房屋有圜底式、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三种,后者建有草拌泥的木骨墙。房屋面积最大近 70 平方米,最小仅 5 平方米。晚期房屋结构单一,以垒砌石墙的半地穴式双层为代表,面积在 30 平方米左右,此类建筑很可能是后来藏式平顶碉楼的前身。卡若遗址内涵丰富,特征突出,既有浓郁的土著色彩,也显示出与周边、特别是黄河上游西北地区的文化联系。该址出土动植物遗存表明,当时已有粟黍旱地作物种植,并兼营狩猎--采集,代表了西藏昌都地区史前时期的河谷农业文化,随即命名为卡若文化,年代为距今 5000~4000 年。卡若遗址出土 双体兽形罐(图片为编者所加)
卡若遗址的发掘揭示出西藏文明的曙光,对西藏史前考古的开创意义重大,以至于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与青藏公路的修建具有同等意义的重要事件。童先生也由此对西藏考古产生兴趣,后来撰写了数篇西藏考古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旧石器、新石器、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时代,其中不少灼见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也正因为有童先生的引领,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以霍巍、李永宪、吕红亮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先后走进雪域高原,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克服重重困难,有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如今,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已发展为国际知名的学术机构。1990年前后童恩正与李约瑟教授合影
冯汉骥教授是童先生的恩师,他 1931年赴美留学,先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1936 年获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应李济先生之邀参加中央博物馆的工作。因中日战争爆发,改为接受四川大学之聘,曾在彭山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掘汉代崖墓,在成都主持挖掘前蜀永陵(王建墓)。作为冯先生的助手,童先生对文化人类学早有接触,并因此关注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研究,这体现在他的多篇文论之中。1980 年他赴美访学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学科体系,并尝试将人类学研究方法引入考古学。1990 年,他撰写的《文化人类学》在上海出版,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介绍这一学科的专著。有学者指出,此书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考古及现实社会紧密结合,大量加入中国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二是抛开摩尔根理论体系的局限,汲取西方人类学派的理论精华,构筑中国的文化人类学框架。该书在分析“酋邦”的特征后指出,秦汉时中国南方的夜郎、滇、南越、嶲、昆明等民族“国家”的社会性质即酋邦。《史记》、《汉书》所记的“邑君”“邑长”“王”“侯”就是大大小小的酋长。唐代的南诏即是由酋邦发展起来的国家。童恩正与老师冯汉骥教授合影
童先生的另一角色是文学家。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他就开始发表小说。他撰写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荣获 1978 年度“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也是国内科幻小说所获的最高文学奖。这部作品后来还被改编并拍摄为国内首部科幻影片,童先生也因此被誉为“科幻小说大师”。他的文学作品题材广泛,除去科幻小说,还有考古普及读物、考古历史小说和幽默作品等。我不好说有多少年轻人受他的作品影响喜爱上考古学,估计凡是看过《古峡迷雾》的青少年,必定会对考古产生兴趣和遐想。从这一角度看,童先生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公众考古学家。1989年童先生在北京大学 左2 本文作者,左5 童恩正
后来童先生远赴美国,每次回到北京总会邀请文物局、北大、社科院几位老先生一起吃顿饭,作为晚辈的我每次忝列其间。1996 年夏,在北京沙滩一家餐厅再度聚首,在座的有邹衡、俞伟超、黄景略、张忠培、严文明、杨泓、乌恩、童明康、孟宪民和我。席间,童先生依旧和大家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记得席间张忠培先生曾对我耳语:“童很想回来……”熟料天不假年,1997 年春,先生竟突然走了。呜呼,哀哉!1986年 童恩正与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
张光直先生曾有这样的评价:“童恩正先生是近年来第一个派遣到国外的中国考古学家……他在哈佛大学半年间,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图书馆所藏极为丰富的有关东南亚的民族考古学的文献资料搜罗殆尽,又在哈佛大学考古实验室埋头工作,所以我对童先生努力之勤,学识之广,是早有认识的。”童先生去世后,张先生痛心地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没有一个人不为这个 62岁身体、32岁精神的中国学者的早逝而叹息,他拼命地工作,似乎是想要用‘拼命’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也许因此,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的旅程,但《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被留下作为证人,证明这一代人中有像童先生这样的学者。”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位置分布
今年恰逢中国考古学百年华诞,借此机会纪念童恩正这位长期奋战在西南地区的著名考古学家应有特殊的意义。也愿乘着三星堆多座祭祀坑的考古新发现和“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考古工作计划(2021~2025)制定的东风,将我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