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的科幻电影有什么特别致命的困难，可能就是要去挑战那些我们相信了很久的东西。（挑战性的缺乏）是文化里的东西，是从我们基因里带来的。”
对于很多中国科幻迷而言，1988年上映的《霹雳贝贝》可能是他们对国产科幻电影的最初认知。事实上，在此之后的20多年间，国内几乎都没有出现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即便周星驰的《长江七号》在2008年上映，大家对科幻电影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但终究还是昙花一现，未能形成气候。
电影《霹雳贝贝》海报
直到2019年的春节档，这一局面才被彻底打破。随着《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两部科幻电影横扫票房，电影业内喊出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说法。
《流浪地球》剧照
《流浪地球》的大获成功，也点燃了电影人对于科幻片类型的热情。据统计，2019年立项的科幻题材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就有280部之多。2020年，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10条政策措施，被称为“科幻十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两年过去，并没有新的爆款科幻电影出现，中国科幻电影似乎依然停留在“元年”。备受瞩目的《三体》的影视化之路也坎坷波折，几乎耗尽了粉丝的耐心，依然看不到任何令人满意的成果。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6月17日，在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科幻电影新思考”论坛中，科幻作家韩松谈道，能否拍好科幻电影的关键因素，不一定取决于电影工业化的水准，而更在于电影人是否具有独特的创造力——
“我觉得科幻电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特殊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说它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副产品，伴随着国家强大，（电影人）就有能拍出好的科幻电影的雄心。”
“（但是）电影根本上是一门艺术，我们讲科幻电影，科学、工业，讲的非常多。我看过很多科幻电影，我觉得不是科幻不行，是电影本身不行。很多外国的科幻电影，有的就没有什么很强的科学技术。《星球大战》的很多概念都是伪科学，但是它确实是非常好的、划时代的科幻电影。它的秘密是什么？艺术是很个人的东西，要跟科学结合在一起，难度就在这里。”
韩松强调，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佳作频出，“评奖都评不过来”，而影视化没有跟上文学的步伐，近几年有多部科幻小说被卖走后，都没能产出优秀影视作品。
韩松的科幻小说《地铁》
另一方面，在韩松看来，科幻故事的魅力在于挑战既有的世界观，但这对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科幻文本是最具有颠覆性的、挑战性的，经常会挑战人们既有的认识与世界观。既使在长期的科幻小说创作中，这种颠覆性也很难能够达到。（这需要）我们在文化的深处，要去产生非常新的东西。”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流浪地球》监制与顾问王红卫认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但是很多青年导演的确面临经验不足的难题，“做电影还不太会”，需要放缓步伐，寻找本土化的创作方式。
王红卫认同韩松说的文化难题：“如果我们的科幻电影有什么特别致命的困难，可能就是要去挑战那些我们相信了很久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挑战性的缺乏）是文化里的东西，是从我们基因里带来的。这是最伟大的科幻电影需要具备的本质性的精神，如果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科幻只能是商业上和流行文化上的科幻。”
王红卫认为，科幻电影一则是作为类型电影，二则是作为科幻本身。在此情况下，照搬西方模式可能是一种捷径，但真正能吸引观众的，还是科幻故事的本身。“千万不要去找一个国外成功的科幻电影的模式，然后想怎么把它国产化，怎么把它杂糅一些中国的元素去做，而是应该先找到好的中国科幻故事。”
王红卫同时谈到了《流浪地球2》的进展，他透露第二部的拍摄已经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整个创作环境和心态都与第一部时完全不一样，“第一部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更多是凭着热情，带着哪怕做一个光荣炮灰的感觉去做的。第二部的时候我觉得没那么悲壮，没有不知道未来是什么状况，就相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目标。”
《流浪地球》第一部的票房成功给创作者带来很大压力，对此，王红卫认为：“压力肯定是有，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不是以票房为目标，还是以内容本身、以科幻为目标，包括说如何去完整地在大刘的小说上建构一个真实的流浪地球的历史。”
我们还要再等一年半，才能看到《流浪地球2》，它已经定档2023年大年初一。在那之前，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看到其它科幻佳作出现，打破“中国科幻电影不行”的魔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