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艺术家瓦莱里·卡苏巴（Valery Katsuba）的个展“俄罗斯浪漫现实主义”当下正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举行，这一展览展出这位摄影艺术家创作生涯中的36幅代表作，涵盖了他的10余个主要系列。近日，瓦莱里·卡苏巴接受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的远程采访。
卡苏巴（Valery Katsuba）1965年出生在苏联时期的白俄罗斯共和国，从古希腊罗马美学传统到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卡苏巴的摄影有着他独特的“怀旧”和浪漫，这或许与他出生于前苏联的身份有关：对于那些经历了社会剧变和家族离散的人们而言，卡苏巴的作品捕捉了流动现实中不变的人性，他们坚强而又脆弱，“《远离家乡》中，故事里的水手决定去了解世界，鼓起勇气开始他的旅程。在他的故事中，我想，归家之路就是找到回归自我的道路。”
列宾美术学院里的学生和模特，参加奥运会的俄罗斯运动员，雪地中的男人和女人，正如展览标题所展现的那样，瓦莱里·卡苏巴的摄影有着浓浓的俄罗斯特质。在回答关于自己创作生涯的问题时，卡苏巴常常会抛出一个个的故事，连同那些蕴含着流动情感的定格影像一起，让人想起那些厚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似乎用浪漫的方式去讲故事是俄罗斯人的天生习惯，又或者那片寒冷而热烈的土地本身就是浪漫的剧场。
卡苏巴的青年时代恰逢苏联社会与文化的“裂变”。卡苏巴观察并努力适应着当时涌现出的新艺术形式，与此同时，在乡间的白桦树或冬季的大雪所勾起的回忆中，他的内心依然忠于那些被“扔进垃圾桶的”现实主义、感官主义所带来的感受。在日后的艺术创作中，卡苏巴以叙事性的视觉语言去展现流动的现实中那些不变的情感和体验。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展厅现场，摄影师瓦莱里·卡苏巴（Valery Katsuba）个展“俄罗斯浪漫现实主义”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展厅现场，摄影师瓦莱里·卡苏巴（Valery Katsuba）个展“俄罗斯浪漫现实主义”
卡苏巴作品中将图像与文本相结合的习惯并非偶然。除了俄罗斯伟大的文学传统，卡苏巴从小就阅读了大量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文学作品，而他的父亲则是一名业余摄影师。在卡苏巴看来，摄影和文字能够在叙事中衬托出彼此的优点，创造出另一层“维度”。在《远离家乡》（Far Away from Home, 2004-2014）中，主人公水手上演了一出基于爱、失去和重新寻找的故事。其中一张照片所附的文本写道，“……在路的尽头，一艘小船停在河边。一名水手坐在里面。他离开了河岸，河浪带他去往清澈的灰色河水与铅云交汇之处——领他进入他所未知的世界……”。
如同水手眼前的河流一样，历史将俄罗斯民族推向世界各处，在离散与归乡之间，他们和自己的家乡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在卡苏巴看来，俄罗斯人既想了解世界，又“哪儿都不想去”。谈到这里，他仍然以《远离家乡》为例，“故事里的水手决定去了解世界，鼓起勇气开始他的旅程。在他的故事中，我想，归家之路就是找到回归自我的道路。”
瓦莱里·卡苏巴
对话｜瓦莱里·卡苏巴
澎湃新闻：展览的名称是“俄罗斯浪漫现实主义”，对此我们如何理解？
瓦莱里·卡苏巴：提出这个标题的是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我觉得它非常贴切。对于我的创作，我一直在想“现实主义”这个词，但是我没法回答这是怎样的现实主义。我的朋友建议用“魔幻现实主义”，暗示我对于拉丁美洲的崇拜。然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比如伟大的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那种——有一点不同。我等待着这一切成形，如今在上海实现了。
俄罗斯和苏联文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首先影响我的是我成长的环境，那里的风景，村庄，城市和人。我在前苏联白俄罗斯的一个村庄长大，我沉浸于周围的一切美丽的事物中，我能看到、读到、听到或是从莫斯科电视台上看到的一切。我喜欢观察小村庄的“宇宙”，寻找赏心悦目的事物。我喜欢注意和记住那些人们看起来很自然的场景，还有宏伟或者诗意的乡村风景。我记得这一切，记得自然、四季、天气和光线的变化。然后我去了圣彼得堡——俄罗斯和世界古典艺术传统的堡垒——在那座城市的人群和文化中学习，生活。
改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从圣彼得堡海事学院（Saint-Petersburg Maritime Academy）毕业；显然，我们的新艺术开始反对苏联时代的那些典型艺术形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基于民间传说的艺术，革命前的现实主义，如今都被当成旧时代的遗迹。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对于这些风格的批判是最严厉的，在改革时期，他主张将一切学院派艺术扔进垃圾堆或是封存在档案里，但这种艺术仍然是一种力量。
我尽力去适应并支持变革时代涌现出的艺术。但是有时在深夜，在圣彼得堡的家中休息时，我会想起我们村庄里的一棵白桦树，被十一月的大雨或是冬季的初雪所覆盖，而我们的历史老师从旁边走过，我记得她总是穿着盛装，好像在赞美周围的世界。有时候，我会重新审视我在圣彼得堡和城郊所看到的景色留下的印象。
这些图像和印象调和了我的思想和感情，我一直忠于这些感受，等待着，没有向我那些搞革命的朋友们诉说过。21世纪初，反对现实主义、感官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浪潮在俄罗斯减弱了，艺术被重新概念化，于是我开启了我的第一个项目，第一个叙事（我的摄影常常以叙事的形式展开），由我朋友们的肖像照组成，这些照片摄于圣彼得堡的城市或乡村风景中，名为《四季，我的朋友》。正如此次上海个展所形容的那样，它很好的展现了我的俄罗斯（某种程度上也是白俄罗斯）浪漫现实主义。这个项目曾在2005年的莫斯科摄影双年展上展出过。
《七月在奥列杰日河边樱桃园的生日午餐，罗日杰斯特韦诺》《四季，我的朋友》系列，2000年
我从16岁起定居在俄罗斯，所以总的来说是白俄罗斯裔的俄罗斯艺术家。俄罗斯浪漫现实主义全然关乎我们生活中的诗意时刻，关于它们如何被建构，被赋予文学意义，被拍摄，并组合起来形成展览策展人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所说的“一个艺术家的个人史诗”。
澎湃新闻：相较于观念摄影或是结合多种技术的摄影，你的创作看起来相当传统和具象？这是否完全来自俄罗斯传统，或是有其他的因素？
瓦莱里·卡苏巴：这一切都开始于我童年对于周遭世界的观察以及想要“记住”那些在审美和语义上影响过我的形象和印象的渴望，我从中找到了平衡，和谐感与自信。
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俄罗斯艺术是非常多样化的。正如我前面谈到的那样，首先我对于周遭世界有某种印象。然后我开始寻找去表达并留存这些印象的方式。我成长于苏联，接受的主要是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的熏陶，此外还有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文学。另一方面，虽然听上去会很奇怪，但是当时具象艺术的盛行并未让我们真正地去欣赏它的优点，为此，我们得看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立体主义，还有先锋派所呈现的一切，而改革恰恰提供了这个机会。
为了找到表达我自己印象的方式，我学习并评估了很多艺术形式。我试图理解如何才能“留存”我喜欢的图像。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马德里普拉多、俄罗斯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墨西哥的博物馆——这些都是我的“图书馆”。看了这么多后，我回到了我所感兴趣和珍视的东西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典时代、西班牙矫饰主义、社会现实主义，俄罗斯“艺术世界”，还有先锋派。在这些风格，以及毕加索和达利的作品中，有时我会找到某种我喜欢的具象艺术。
我出生于被森林、湖泊与田野包围的白俄村庄，又毕业于一所海事学院。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现在有时也是如此——我会在“伟大的艺术世界”和它的艺术评论面前感到一丝怯懦。我在“图书馆”中寻找认同和理解。找到之后，我才终于敢向圣彼得堡艺术家Timur Novikov和当时莫斯科摄影中心（Moscow House of Photography）的馆长Olga Sviblova展示我最早的作品。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是支持我的。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现在我依然会使用大幅面的“具象”胶片机，在我看来，即使是在今天，它仍能表现最接近自然的体积和色彩。
澎湃新闻：展览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你承袭了古希腊对于完美人体着迷的传统？为什么？
瓦莱里·卡苏巴：我记得那是十二月的一天。湿漉漉的雪，低垂的天空，深蓝色的云。我和我的朋友Yury Vinogradov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巴甫洛夫斯克公园散步。在茂密树林中的某座小山上，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块草地。草地周围有一些古代英雄的铜像复制品，在时间的推移中显得黯淡。哪怕是在这里，在俄罗斯树林的一块草地上，这些古老的英雄——其中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是掷铁饼者——仍然努力维持着不变的优雅，让人心生敬畏。我又一次自问：是什么让这些古典大师的艺术具有这样的吸引力？我想到了那些为古典大师们摆姿势的模特，然后决定进行我自己的艺术研究，去探究我们这代人中是否还有谁适合为古典时代充当模特，以及我们描绘人体的标准和视角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想你可以在我的作品中找到这些答案，尤其是以“众神与巨人之战”为背景的《运动员》系列。
《格雷布诺伊运河边的体操运动员，圣彼得堡》《形体文化》系列作品，2006年
澎湃新闻：你在自己的主页上写道，“我一直对风景的相对不变性感兴趣——无论是自然景观抑或是建筑景观——还有穿越其间的历史时间、人类命运和面孔。”相对于流动的现实，你对于永恒的事物更有兴趣？
瓦莱丽·卡苏巴：我想要在不同的时代之间建立联系，找到那种尽管时代不同，仍能吸引我们注意并启迪我们的东西。我在列宾美术学院拍摄学生、模特和教授，而100年前，伟大的摄影师Karl Bulla在同样的地方拍摄了他的历史性照片；永恒性，或者说相对的永恒性围绕着列宾美术学院这样的地方，这对我来说很有趣，因为它保存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回忆。就像大雨一样，它将时代背景从如今身处其中的人们身上冲刷殆尽，将他们和曾经在那里呆过的人们、未来可能会在那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内在的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美，我们的特别之处，向现在和未来的我们讲述我们的欲望和希望。这些情绪会为时而紧张的日常生活带来鼓舞与和谐。
《男性裸体模特，绘画学院，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百年纪念》系列作品，2013年
我对空间的变化和相似性也很感兴趣。完成了列宾美术学院的项目后，我又继续去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进行拍摄。在我拍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员和弗拉明戈舞者后，我又出发去墨西哥，在墨西哥圣卡洛斯学院（Mexican Academy of San Carlos）拍摄了那里的学生，以及跳水和球类运动员。
在圣卡洛斯博物馆的新古典庭院中拍摄球类运动员是件很有趣的事，这是一个典型的古典时代空间。由此我尝试将两个存在了两千年而互不知晓的文明，两个平行世界连接起来，并试图发现这两个世界的运动员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点，还是截然不同。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展览中找到答案。
眼下对我来说，“遍布全球”并继续在诸如哈瓦那和上海等地进行工作非常重要。我在列宾美术学院观察了中国学生们的创作过程，我觉得在他们的家乡进行这样的拍摄会很有意思。我想到了一个点子：“模特：古典到现代——圣彼得堡——马德里——墨西哥城——哈瓦那——上海”。
澎湃新闻：我们能够看到你的摄影不是捕捉某一个时刻，而是像导演、编舞者甚至画家那样去构思。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拍摄过程？
瓦莱里·卡苏巴：刚才我说到了赴墨西哥工作的原因。我抵达墨西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参观学院，仔细地研究其内部的庭院，建筑的线条与色彩，那里有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中央是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的复制品。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庭院，并且马上意识到需要几个模特。
我们在墨西哥拍摄期间，艺术评论家Jose Springer充当了制作人的角色，向我提供了帮助。我问他墨西哥以什么运动出名，他回答我“跳水”。于是我们去了墨西哥的跳水协会，正是在那里找到了我们的运动员模特。我们得为他们制作服装，有一位运动员喜欢在闲暇时间缝制泳衣，所以我来画草图，她根据草图缝制。我决定让运动员们像雕塑那样，站在庭院的“领奖台”上。我们得寻找合适的领奖台，最后在圣卡洛斯博物馆馆长Carmen Gaitan的帮助下找到了。我们对其进行了涂色，并且把庭院清场。我们组织了一个拍摄团队，包括灯光、道具和服装助理等。学院的副院长Angelina Valentino和她的员工在拍摄期间帮了我们很多。
开始拍摄之前，我通常会在泳池旁或体操房散步，当我在散步或是进行一些单调的练习时，我能够全神贯注在即将到来的拍摄上，我可以把一切不必要的事情抛之脑后，明白拍摄要怎样进行。
当我在片场时，随着布景被打光灯所淹没，我开始布置领奖台，构建框架。然后模特们会走上领奖台，我们会对他们的运动和姿势进行排练。摄影师得向模特们解释应该如何移动，如何站立，而在拍摄的准备过程中，我会一直观察模特们的训练或比赛，观看跳水比赛的视频，和他们对话，从而更好地把握每个人在框架内都会做些什么。你说的没错，这有点像是电影，表演，编舞。我的确喜欢创作我的“电影绘画”。
《艺术学院里的体操运动员与萨莫特拉斯胜利女神（2），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形体文化》系列作品，2016年
例如，在圣卡洛斯学院博物馆庭院中拍摄球队时，就有一些“编舞”的元素。拍摄前我参观了墨西哥城郊外乡村的一座小山，球队在那儿训练，我花了大半天观看他们训练，用手机拍照，这样一样，在拍摄时我就能向他们展示他们应该怎样移动。一切都是在动态中拍摄的。我们得确保院子里的大理石像是安全的，我们用防护物加以覆盖，并分配了保护者。拍摄过程是迷人的，就像一部真正的电影短片。
我还想到在列宾美术学院的拍摄。开拍前的几天，我们和模特们一起进行了“彩排”，而学生们会画下素描，在实际拍摄时贴到墙上。有时候，我没有机会筹备如此大规模的拍摄，而是只用三脚架、相机以及感光度不同的胶卷进行拍摄。
澎湃新闻：除了摄影，你还会写故事，为照片添加叙事，文字在你的摄影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瓦莱里·卡苏巴：我是从写散文和短篇故事开始进入艺术领域的。上学时我就很喜欢用俄语和白俄罗斯语阅读和写文章。我们有出色的文学老师。与此同时我的父亲是个业余摄影师，而我的母亲是他的“超模”，渐渐地我和我的兄弟Sergey 以及Alexandre也成了他的模特。所以无论我喜不喜欢，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与文学和摄影联系在了一起。
对我来说，摄影最难的部分是技术层面，这也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偏爱文学，直到后来我意识到，通过摄影，你可以制作某种影片，或者航拍，例如《空中飞行》（Air Flight）项目中的空中体操员。你如何用文字去描述一场飞行？最好是拍下来，然后去选择与照片相通的音乐和文字，组合在一起，它们将衬托出彼此的优点，创造出另一层“维度”，与此同时又是自足的。以“空中体操员”为例，我认为最好是拍下他们的飞行，然后写下其他的印象。
我喜欢在处理图像与处理文字之间交替工作。有人说，改变你的工作和休息是一样的，他们或许是对的。文学和摄影是不同的艺术，但是它们可以是朋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正在准备一本书的出版，名称暂定为《故事和图片》，里面大约有20个故事和20张照片。
2009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后一天，我和朋友们在长长的圣菲大道（Santa Fe）上吃晚餐。招待我们的是个金发碧眼的胖小伙。他行动缓慢，让我怀疑他是俄罗斯血统。我没猜错。叶甫盖尼（Evgeny）——那位侍者的名字——在20世纪90年代初时从沃罗涅什（前苏联西南部城市）来到了阿根廷，彼时俄罗斯处在危机中。他不甚健谈，并未向我们分享他的其他故事。我决定不再问他更多的问题。当叶甫盖尼完成工作向我们告别时，我才敢问他，搬到南美后是否回过沃罗涅什。
“没有，搬来阿根廷后我就没打算去那儿，”他回答道，走之前，他又顿了一秒，补充道，“而现在也没有理由回去了……那里几乎没有我能拜访的人了。”
他转身沿着圣菲大道走去。我目送他离开。已经很晚了。深夜了。只有来自沃罗涅什的叶甫盖尼走在美洲尽头荒凉而漫无边际的圣菲大道上。
我看着他离开，想到90年代在美洲大陆和俄罗斯之间迁徙是多么不易。我思考了叶甫盖尼留在阿根廷展开生活的决定，想到了16世纪乃至19世纪的移民在出发前往遥远而未知的彼岸时的感受，以及他们是如何做出这些决定的。我想到了叶甫盖尼在回忆故乡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坚定，以及悲伤，我们总能在俄罗斯人的眼睛里看到这种悲伤。这样的故事要如何拍摄呢？我想最好是写下来，把文本附在《远离家乡》（Far Away from Home）系列中的一张照片旁边。
澎湃新闻：正如《远离家乡》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俄罗斯民族总是处在离散与归乡之间的张力中，似乎他们既渴望离开，又想要回家。你如何理解俄罗斯的这种民族身份，并且在作品中加以描绘？
瓦莱里·卡苏巴：“他们既渴望离开，又想要回家”很好地描述了我的一些俄罗斯朋友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俄罗斯人的状态。一些人确实会回来。我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和著名的芭蕾舞演员Alla Osipenko在纽约的一家名为Samovar的俄罗斯餐厅喝茶和伏特加，她曾和鲁道夫·纽瑞耶夫（Rudolf Nuriev）一起跳舞，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当时她已经年过六旬。那晚结束的时候，她突然说，“瓦莱里，请理解，我得回俄罗斯。”她真的回去了。
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一间实验室，和我在圣彼得堡画廊的搭档Anna Nova一起为上海的展览进行色彩测试。我还见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一半的人说他们正在考虑离开俄罗斯。
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因为俄罗斯同时作为欧洲和亚洲的一部分，既属于二者，又不属于任何一方。正如俄罗斯版图上剧烈的气候变化一样，这也是一种民族特征，而俄罗斯人倾向于在文学、音乐、电影和摄影中将其表达出来。
在革命期间和之后，有大批俄罗斯人被迫移居外国，其中包括作家、音乐家、歌手、芭蕾舞演员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亚历山大·维尔金斯基（Alexander Vertinsky）这样的天才就在其列。我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让“俄罗斯移民”的主题成为了世界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20世纪对于俄罗斯而言也是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世纪还没过去多久，留下的记忆仍然新鲜。一旦出现了不可预知的新变化的可能性，许多俄罗斯人就开始思考离开祖国。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摩尔曼斯克附近的冻原和小山中与驯鹿牧民一起拍摄。一天晚上，我和客栈老板在喝茶，她和我讲述了北方花朵的故事：它们如何在如此短暂的北方夏季向世界展示自我，白桦树的叶子如何在寒风中颤抖，这种微妙的美对她而言有多么珍贵和微妙。
对于你说的“既渴望离开，又想要回家”，我想再补充上俄罗斯人“既想要了解世界，又哪儿都不想去”的想法。不过，《远离家乡》故事里的水手决定去了解世界，鼓起勇气开始他的旅程。在他的故事中，我想，归家之路就是找到回归自我的道路。
澎湃新闻：你是否认为自己是当代艺术家？说到俄罗斯艺术史，似乎我们仍然停留在诸如马列维奇等人所留下的过去的成就上，你如何看到俄罗斯的当代艺术环境？
瓦莱里·卡苏巴：当然，我是一名当代艺术家。
马列维奇已经成为俄罗斯先锋艺术革命的象征而闻名世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他的时代和之后的岁月里，俄罗斯始终存在伟大的艺术家。我是从俄罗斯内部去审视它的艺术，与此同时我也会将它和全球艺术语境中的进程进行比较。在马列维奇创作的年代里，优秀的纳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或伊利亚·马什科夫（Ilya Mashkov）等也都在进行各自的创作。还有艺术家亚历山大·罗钦可（Alexander Rodchenko）和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上，谢尔盖·达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的剧团创造了一场芭蕾革命；亚历山大·季涅卡（Alexander Deineka）和亚历山大·萨莫克瓦洛夫（Alexander Samokhvalov）也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旅程。
回到“马列维奇的革命”，我想要指出的是，季涅卡在20世纪30年代或是帖木儿·诺维科夫在90年代对于学院派传统的重新评估以及先锋艺术思想同样是一种柔和的革命，以及新艺术形式的创作。而20世纪60、70年代也有自己的绘画革命。格里戈里·科津采夫（Grigory Kozintsev）和谢尔盖·帕拉杰诺夫（Sergei Parajanov）为电影带来了莫大的突破。我认为这些导演对于世界文化产生了影响。
出于种种原因，我不会去评价当下的俄罗斯艺术。在采访开始的时候，我说过我在毕加索和达利的作品中找到了具象艺术。这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马列维奇作品中也能看到，例如他的自画像和他的妻子肖像。我非常珍视这一时期出现的具象艺术，它基于马列维奇早先发现的色彩组合，由此宣布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但是，这可能也只是我对于艺术史的一个浪漫观点。
展览“瓦莱里·卡苏巴：俄罗斯浪漫现实主义”将持续至2021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