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0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协办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10展厅拉开帷幕。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秦汉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空前繁荣。
观众在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展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宫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30余件（组）。通过这些珍贵历史文物，让人们有机会一睹两千多年前岭南历史文化的真实风貌。展览分为“南域明珠”“四宇同光”“美食美器”“丝路序章”四个单元，在秦汉时期统一盛世的视野之下系统展示出岭南地区辉煌的古代历史文化面貌与特色。
观众观看展品
第一单元：南域明珠
本单元对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展示，重点展品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印、玉印、组玉佩、铜勾鑃、丝缕玉衣以及南越王宫出土的木简、印文陶器等。
“蕃禺”铜鼎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蕃禺”铜鼎-铭文
烹煮或盛食器。盖上有刻铭：“蕃禺，少内”，腹部外壁刻铭：“蕃禺，少内，容二斗二升”。“蕃禺”即番禺，初为秦时南海郡治，后为南越国都，是考察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少内”是秦汉时期管理宫廷府库的官员。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文帝行玺”印文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它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与先前发现的“皇后之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的秦汉印玺制度。据史籍记载，汉初吕后时期，第一代南越王赵佗曾经僭号为“南越武帝”，其孙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后，僭号为“南越文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不再僭号称帝，故“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这枚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位，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意义重大。
“泰子”龟钮金印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泰子”即“太子”，由此可知，南越国沿承秦汉王朝实行“预立太子”的制度。南越王墓中除出一枚“泰子”金印外，还出一枚“泰子”玉印，两印同出于墓主身上的漆盒内。
“右夫人玺”龟钮金印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南越王墓墓主共有4位夫人殉葬，此印属右夫人所有。一般帝、后的印才称“玺”，足见右夫人地位尊崇，应是诸妃之首。
丝缕玉衣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玉衣又名玉柙、玉匣，由大量玉片穿缀而成，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专用的殓具。因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南越王赵眛的这件丝缕玉衣的部分玉片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玉器很相似，应是南越国宫廷所特制。玉衣的制作年代应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要早于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缕玉衣10年左右。这件对襟形式的丝缕玉衣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类型，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年代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为研究中国古代玉衣制度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雁首金带钩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这件带钩钩体为一长喙大雁，作回首状，长喙突出于体外，双翅合敛。带钩是古人束缚衣带用的挂钩，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此外，还可用作佩饰钩、襟钩等。南越王墓共出土带钩36枚，除后藏室外，共他各室都有发现，其造型有水禽、龟、蛇、龙、虎等。其中的嵌宝石、鎏金、金质带钩制作考究，等级较高，体现了南越王的身份地位和审美偏好。
第二单元：四宇同光
本单元重点展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多元一体文化面貌的形成过程和基因构成，重点展品包括南越王宫出土的印花大方砖、熊饰踏跺、“万岁瓦当”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龙带钩等。
印花大方砖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200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宫博物馆藏
用烧制后的方砖铺设地面，不仅可使地面光洁、美观，还能起到防潮作用，在南方相对湿热的自然条件下，这一点相当重要。南越国宫殿用砖宽大厚重，大多模印有精美的纹饰图案，是“秦砖汉瓦”的杰出代表。
“万岁”瓦当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97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宫博物馆藏
建筑构件。瓦当是筒瓦的瓦头，有遮挡风雨侵蚀和装饰的作用，主要用于宫殿、官署、寺庙等级别较高的古代建筑上。
熊饰踏跺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2006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宫博物馆藏
建筑构件。踏跺即台阶，整体用宽大的空心砖砌成。此踏跺的侧面以浮雕手法装饰熊的形象。熊在古代是勇猛、祥瑞的象征，有学者认为,“熊”纹图案应为南越统治者借助中原汉文化的图案体现自己的威严、力量和意志的一种方式。
虎头金钩玉龙带钩（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第三单元：美食美器
本单元重点展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日常生活、礼仪制度、艺术审美、精神信仰等内容，重点展品有鎏金铜壶、铜钫、铜鍪铜烤炉、铜鉴等。
鎏金铜壶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出土时，整器用丝绢包裹，内装红枣。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发现很多人工栽培的瓜果，经鉴定的有：柑桔、桃、李、荔枝、橄榄、乌榄、甜瓜、木瓜、黄瓜、葫芦、梅、杨梅、酸枣等，这反映出南越国的园圃业非常兴盛。
铜钫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在南越王墓和其他南越国贵族墓中，发现了不少盛酒的器皿，有温酒樽、瓿、提筒、壶、钫等，材质有铜、陶等。酒器的大量出现表明南越国有大量的粮食剩余，且已有酿酒技术。
方形铜烤炉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南越王墓共发现烤炉3件。出土时，炉上均配备多种供烤炙用的配件，有悬炉用的铁链，烤肉用的长叉（双叉、三叉都有）、铁钎、铁钩。此件烤炉的炉壁上有4只乳猪，猪嘴朝上，说明烤炉的主要用途应是用于烧烤乳猪的。
蟠龙鎏金铜屏风托座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屏风顶饰是具有汉文化特色的双面兽和朱雀；漆木屏壁上绘有红黑两色的卷云纹图案，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点；而人操蛇的鎏金铜托座为一跪坐的力士用口衔蛇，双手操蛇的造型，力士低鼻大眼、着短裤与短袖葛衣、跣足，从服饰、体态看为典型的越人无疑，而食蛇也是古代越人传统；至于蟠龙形托座，将古越人图腾中的蛇、蛙以及中原地区崇拜的龙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多元信仰观念的杂糅和兼容。这些屏风构件是汉代岭南地区汉、楚、越文化融合一体的典型实证。
第四单元：丝路序章
本单元重点展示岭南地区与域外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重点展品有陶船、铜提筒、四联体铜熏炉、陶俑座灯等。
陶船 东汉（公元25 年—220 年）1954 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船首有碇，船尾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船尾部，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船舵形象资料。根据船上所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此船长约14—15米，载量约50石，在当时是一艘中等以上的船。船首悬碇，沉入水下，能较好地扣底抓沙。两侧船舷上铺走道，可供篙手撑篙行走用。船舵位于船尾中部，且装在船尾专设的舵楼中，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下端与船底取齐，水浅时不须提舵。
四联体铜熏炉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这应是南越王墓夫人所用的熏香用具，造型别致。盒身和盒盖平面成“田”字形,盒内四个小盒互不连通，可以同时放置多种香料。这种镂孔细、炉身带较高盖子的熏炉多燃用海外进口的树脂类香料。
铜框牙卮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2010年西湾路旧广州铸管厂M227出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卮内附一环首形铜棒，可能用于搅拌。此器将铜、金、漆木、象牙等多种材质镶嵌在一起，工艺极为精美。在汉代，象牙的使用相当普遍。象牙常被用做印玺，诸侯王献酎金也可以用象牙代替黄金。象牙制器在南越墓葬中有不少发现。公元l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沿海路来华，赠送的3样礼物中就有象牙。
陶俑座灯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99年先烈南路大宝岗M5出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广州西汉晚期墓中开始出现陶质托灯俑，东汉墓有更多发现，这些或头顶，或手托灯盘的俑，体貌特征与汉人炯然有别，被称为“胡人”。俑的形象皆跣足，多数深目高鼻，捏出或划出络腮鬍须，也有的宽鼻厚唇，有的带耳环，有的缠头巾，外貌及装扮体现了不同族属、人种的特征。广州汉墓出土的俑座灯位于主人棺具的前后处，很可能是汉代达官富人来自海外的家奴的形象，为其主人掌灯。
铜提筒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盛酒器
岭南古代文化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方区域文化，也是中华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展览以宏观、中观、微观叙事相结合的全域视角，全面呈现岭南地区古代历史文化的特色与面貌，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
观众观看展品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9日。（图片提供：中国国家博物馆 现场图片摄影：余冠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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