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一词在20世纪和21世纪各有一次成为所处时代的高光关键词。20世纪初，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周恩来掷地有声地宣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了21世纪，全球化多极格局背景下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崛起”成为世界瞩目的话题。从文学史上考索，“崛起”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东汉王符的《潜夫论·慎微》：“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以“崛起”概念切入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历史叙述再贴切不过。不久前，由中国广播艺术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出品的书写建党百年历程的大型民族交响史诗《崛起》在京上演。该作品由著名作曲家刘长远作曲、董芳芳作词、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制作。聆听之后，笔者以为这部作品具有多方面的特点，使其在建党百年众多委约新制中独树一帜。
从叙事的选择来看，这部作品是沿着20世纪的中国历史脉络，选取重大事件作为时间节点展开叙述。作品的前三个乐章可视作第一大部分。第一乐章“千疮百孔”的背景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第二乐章“救亡图存”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奋起抗战背景下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第三乐章“气壮山河”分为“战士遗书”与“英雄安魂曲”两部分，通过对烈士的悼念，写出中华崛起背后的沉重代价与坚强意志。第四乐章可看作第二大部分的开始，其中第一部分“复兴之路”自新中国成立开始，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劳动生活的新气象，展现“人人都是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的精神；第二部分“幸福之泉”着力于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幸福生活的描绘。第五乐章“中华崛起”书写了崛起后中国的“人民之欢乐”。
从体裁、音乐内涵与技巧方面看，这部作品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体裁上，民族交响史诗的定位十分准确，细究“史诗性”的概念，其中包含的“民族性”“整体性”“英雄性”“全景性”在这部作品中均得到彰显。音乐上，作品绝非单纯是民族管弦乐的形式，而是通过提升作品的交响性与戏剧性表现史诗性的效果。“崛起”是一个富有张力的词汇，蕴含不屈的反抗力量，而表达出其中的张力要靠作曲家发展乐思的功力。
作品在整体写作上突出了富有张力与戏剧性的效果，许多段落甚至如电影镜头语言的“蒙太奇”手法一般：乐思之间飞驰急转，音乐动感与变化都十分丰富。作品起首便不落窠臼，其开头在朗诵后直接进入第一乐章。不协和的半音化进行与高密度配器下的音块撞击，加之无穷动般的织体，将听众一下带入飞机轰炸下民众仓皇逃难的情境中。迅疾的乐思往往容易处理得散乱而没有头绪，而作曲家将戏剧性与“突然感”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这些体现在调性布局、材料关联诸多细节之中，也是作曲家的功力所在。
这种功力来自于作曲家的学习背景。刘长远曾负笈俄罗斯，俄罗斯的作曲教学以扎实的作曲技术理论见长。刘长远正是基于扎实的传统作曲功底，并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形式，这一系列的转化本身即是创新的一部分。第二乐章之二《战乱四起》，回旋如风暴似的急板是作品的又一精彩之处。作曲家将西方尤其是俄罗斯古典音乐中递进动机的发展与中国民族音乐“紧打慢唱”的方式相结合，使作品既达到了疾风骤雨的效果，又带有民族韵味。
《崛起》中的合唱队写作也具有特色，使民族管弦乐与声乐结合是刘长远一直致力探索的。《崛起》的合唱队写作在“念白式”与“歌唱式”之间转换自然，能够制造出音乐丰富多元的叙事角度。合唱队在音乐中时而作为歌剧式的群众形象，例如唱词中连续的“逃难”使用战栗短促的节奏表现逃难者此起彼伏的呼号，时而又跃出叙事，以第三人称视角抒发对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的悲恸之情。作曲家在整部作品的写作中吸收借鉴了欧洲清唱剧的音乐语言，独唱与合唱的呼应也设计得恰到好处。在第三乐章的《英雄安魂曲》中，可以听到如威尔第《安魂曲》般的痛悼，篇章开始打击乐纯音色之美，英雄精神的崇高光辉闪烁于整个乐章。
在“雅俗共赏”中突出民族性，是作曲家刘长远创作中一直致力达到的目标，而雅俗共赏的命题转化到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中，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原创性与民族性的平衡方面，刘长远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十分成功。就《崛起》而言，在原创性上，现场呈现了作品浓郁的中国风格。而仔细品味，却不见对于民歌的“改头换面”——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作曲家采用了更加隐喻与象征化的表达手法。例如，第一乐章引用了《梅花三弄》的主题，第二乐章引用了《长城谣》。这种引用绝非单纯的“拿来主义”式地使用传统音乐的素材借以彰显民族特色，而是通过音色、和声的隐喻建立与文本更直接的联系。例如，对于《梅花三弄》的引用，并未像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对这个著名的主题做出发展和变奏，而是在引用主题的过程中赋予音色与和声变化，将主题置入一个新的语境。“梅花三弄”主题先后由古琴与“喉管”奏出，二者一弱一强的特质使音乐具有了从远景到中景的层次推进，之后则是近景与全景的全奏，以叙写战争的惨烈。第一遍古琴陈述主题时，乐队以震音演奏不协和的音块，并辅之以力度的快速变化，隐隐不安的效果十分贴切。喉管本身便具有哭腔般的音色，用该乐器作为第二遍的陈述，表达“如泣如诉”的效果是神来之笔。以这样富有逻辑思考的形式“引用”传统音乐主题十分具有张力。刘长远师从作曲家鲍元恺，这方面也可看出他对鲍元恺“中国风”创作风格的继承与发扬。总而言之，从作品的音乐细节上可见其结构不落窠臼、音乐语言多样自然、传统功底深厚，而音乐所表达的精神性又突出了史诗性、民族性、英雄性的崇高之美。
前面谈到作品的叙事链条缜密而有机，其中词作者董芳芳功不可没。她有着丰富的歌剧脚本写作经验，优美的文笔之外，对于腔词关系等音乐方面的着意打磨也独具一格。与刘长远的创作一样，她也擅长处理不同风格的文字，并将其纳入一个完整有序的系统，即使单独看来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第一乐章中的《逃难》的连续排比与复沓、嘶喊叩问，文字简白却掷地有声，情感烈度不断加剧，最后一句：“一个声音在喊：救亡！一个声音在喊：太阳！”昭示着未来的希望，信仰感极强。第二乐章“救亡图存”开始朗诵的是一封烈士致爱人的诀别信：“我写这封信时，还是人间一人；你看这封信时，我已成阴间一鬼。”烈士诀别时黯然却坚定的心情表达得入木三分。而其后女高音《念》的独白，又有着明清话本诗词与散曲的意境。“都说是有缘来世轮回再相见，我却怕擦肩而过不相认”，其间的愁苦与无奈听来令人扼腕；“此恨余生不能已，肝肠寸断痛绵绵”则有《长恨歌》般生离死别的痛切。
表演无疑也为作品增添了光彩。音乐指挥由著名指挥家彭家鹏担任，乐团演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担纲。彭家鹏擅长以澎湃的激情调动乐团，作品的尾声演绎尤其精彩，被作曲家称为“中国人的《欢乐颂》”。这段彭家鹏的指挥非常投入，他的右手保持着清晰的图示，同时准确指明了方位，具有昭示性的左手不但在关键结构位置予以大力强调，亦挥动出细腻的律动。在“紧打慢唱”时，他的身体能暗示出旋律的走向，而手上保持精准的击拍。音乐激烈时，分拍自然转化为合拍，使情绪更上一层，指挥家的肢体动作丰富且有效，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音乐的律动。指挥的处理能在紧张的快速度演绎中清晰区分音乐的层次，多日的精细排练也使乐团呈现出许多可圈可点的细节。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历史悠久，自上世纪50年代创团以来推出了大量的原创新作，也正是这样的历史传承使乐团在面对《崛起》这样一部大编制作品时能从容面对。这部作品中管乐难度较大，笛子、唢呐的独奏都十分出彩，管乐与打击乐写作的丰富充分体现了作品的交响性。弦乐的优势在于经过训练后演奏得迅疾整齐，面对几段无穷动式飞快的音乐还能保持充分的清晰性，这点可以在几个急板乐章被清晰地听闻。
而台前幕后的工作者在这样一部大制作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团长李春勇、总导演韩瑾等人在选题、把关、制作、呈现上都为作品增光添彩。
大型民族交响史诗《崛起》融合朗诵、独唱、合唱等样式，有利于具象化地表达情感，引起听众思想认识上的共鸣。同时在独奏、乐队演奏上不断创新，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语言直击听众内心，拓展了交响乐民族化的表现空间。大型民族交响史诗《崛起》用音乐诠释了中华民族儿女薪火相传的复兴使命，它的成功首演既为建党百年献上了一份有政治觉悟、艺术价值、人文品格的厚礼，也是音乐民族化形式的一次成功尝试。希望这部作品能在舞台上反复打磨，焕发出更璀璨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