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剧《崔筱斋》看似天真简朴甚至直白的童心表达，开辟了舞台审美的新境界，实现了对红色题材表述难题的积极回应，其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珍视。
庐剧《崔筱斋》剧照
红色题材的表达方法一直是一个颇费周章的事。一度，人们从破除“高大全”入手，强调英雄的“人化”，即让英雄由崇高变得平凡，所谓“食人间烟火”。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增强了英雄人物的某种生动性和亲切感，但也多少矮化了英雄本应具有的高大与完美，崇高感也随之降低。这似又与我们创作红色题材戏剧作品的初衷有所背离。崇高本是一种仰视，非如此，则无以言“感召”与“净化”。
如何保持崇高与感召而又不失亲切与生动，这是红色题材戏剧创作必须破解的现实命题。日前，安徽省长丰县庐剧团演出的新编庐剧《崔筱斋》于此做出了它的回答，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其路径或可表述为：红色题材的童心表达。
童心叙事
庐剧《崔筱斋》讲述的是长丰县革命先烈崔筱斋的革命事迹，其主要行为均有史实依据，最具标志意义的是他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就率先在长丰建立了党组织，被称为“江淮第一支部”。其次是他领导农民运动，反抗压迫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部作品没有机械地选择惯常视角，从人物的事迹中找出“核心事件”，并由此生发出符合“起承转合”规则的“一人一事”来完成全剧；而是采用了一种自由且充满想象力的“童心叙事”，使全剧完全依照当今后辈对既往历史的主观复述而展开，既有晚生对先烈的本能仰视，也有今人对往事的平静讲述，实现了崇高与亲切的合理统一。
剧之开始即为一个农民不堪压迫，被迫鬻儿卖女、痛苦挣扎的场面。导演颇具匠心安排了几组人物造型，就像我们寻常在展览馆看到的某些雕塑一般。这里，农民的苦痛表现并不是要给观众太多的代入感，而是采取一种静观的姿态，仿佛一个小讲解员在讲述曾经的往事一般。紧接着的剧情便是表现地主恶霸作为一个特定阶级的贪婪与疯狂，他们要农民加倍干活却还要降低工钱，而其持有的筹码竟是以高价雇佣了另一伙同样是穷人的“红枪会”。不要说此事件的果真与否，只是这叙述本身就暗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穷人团结甚至武装起来就会成为一种让恶人畏惧的力量。崔筱斋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毅然前往红枪会，以极简约的方式完成了对穷人自身力量的整合，进而以此形成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为前述那些因压迫而痛苦而挣扎而扭曲的身形找到了解放之路，这就是团结一致、武装斗争。其人物的高大，也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
该剧之后部，是一个制造枪支、发展武装的故事，同样由于这种童心叙事，舞台上没有展示造枪的过程，而是组织了一个敌人搜查枪支，崔筱斋等人虚与周旋，令敌扑空，陷于狼狈的好玩场面。如果说之前的“抗租”“抗粮”重在表现崔筱斋及其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敢于斗争的话，那么，这里的“护枪”则恰好表现了崔筱斋和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农民的善于斗争，显现了他们的成长与成熟。这里同样虚化了许多通常看似必不可少的事件逻辑，而代之以强烈的情感倾向，是一种简洁明快且鲜明稚气的童心表达。这种情感的朴素和童心的通透使剧情最大程度地赢得了观众的审美认同，由此产生的类似童话的舞台呈现，使人物自然地融入情境——在舞台上，融入身边群众；于舞台下，则融入观众心里，成为一种有根脉的崇高。
童心认读
如果说童心叙事还只是使庐剧《崔筱斋》初步获得了剪裁和结构上的便利，赢得了面对历史的讲述自由，使人物因讲述的角度和方式的变化而实现亲切与崇高的重合的话，那么该剧所体现的“童心认读”则又于此再进一步，并藉此赋情境以意味、予形式以内涵。
还是在敌人搜查枪支的那一场，当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势，崔筱斋不得不暂且阻止欲与敌硬拼的孙四娘，敞开大门让敌搜查。结果敌人虽大动干戈，却一无所获，只搜出了几把尚未完全锻制成功的“镰刀”“铁锤”。因为镰刀铁锤算不得枪支，敌人因此大尴其尬。崔筱斋脱口而出一句双关语：“这镰刀斧头（铁锤）能比枪管用？难不成真能打一个天下？”此时立于后排的农民群众把手中的镰刀、铁锤组合起来，摆出了一个党徽的造型。这里，完全是一种童心对党的性质的认读，那就是工农联合，天下归心。只要有了党就有了力量，就真的能够“打天下”。由此，我们蓦然理解了崔筱斋之所以敢于任敌搜查的自信与底气——有没有敌人要找的枪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农群众已经联合起来，党已在他们心中扎根，镰刀铁锤已然是他们心中的精神图腾，他们从根本上说已经是不可战胜的了。这就是今人对党的性质最朴素最直接的童心认读，而这种力量与信心完全出自于那直观中镰刀与铁锤的神圣遇合。
不仅如此，这种童心认读，还使该情景产生了超越自身的象征意蕴，使当前符号加载了历史讯息，从而强化了不同人群的审美感知。剧中有一段反复吟唱的“我们穷人真伤心，家里无钱去帮人”的《帮工歌》，照通常的认读，这是一首产生在故事发生地的悲苦民歌，然而此剧的童心认读却不追求它地域的独特，而是借用了类似“孟姜女送寒衣”的北方民歌曲调，一吟三叹、哀婉悲凉。由此，它让当下的苦难接通了中华民族底层百姓数千年的悲剧命运。这里，童心认读揭示了普天下被压迫者苦难卑屈的一致性，也暗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是全中国无分南北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所在。由此，发生在长丰一隅的革命斗争也就与全国的武装斗争紧密相连，成为壮丽的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人物也因此走向崇高。
童心造像
该剧童心表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善于运用直观造像构筑隐喻世界，让观众通过直觉产生作品所期待的审美判断，作品的情感倾向就隐藏在其所提供的造像中。
我们知道，通常儿童欣赏文艺作品首先就是要分出“好人”“坏人”。是好人，就投以赞赏的眼光；是坏人，就给出恶厌的表情。而在他们自己的“创作”中，好人和坏人的特点往往又都会被明显放大，使之黑白分明，极具辨识度。《崔筱斋》对于人物的塑造也颇得这种童心造像的神韵，使人物在一个鲜明的直观表象下显现出了特有的品质定位，增益了人物的生动性。
剧中反面人物（坏人）叶三爷的首次出场被导演安排在一张可以前后摇晃的躺椅上，显现出一种奢靡、闲逸感。这是童心表达给予他的身份造像，使我们感到叶三爷的不可一世，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这一切又是那个不平等社会所给予并庇护于他的。在这个造像中，那张躺椅仿佛是被他们压于身下或踩在脚下的穷人，他们寄生于穷人却又肆意地蹂躏穷人，显现了这种阶级存在的丑恶，由此唤起了观众对他们的仇恨情绪，也昭示了崔筱斋领导人们“抗租”“抗粮”并最终推翻他们的正义性。这一无语的造像既浅显又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使剧情依托造像而直观、生动。
同样，该剧所给予巾帼好汉孙四娘的造像是两把匕首。虽说这两把匕首在剧中看似没有产生太多的舞台动作，但这个造型却给予人们一种武装起来的豪气，无形中成为一种孩童心理的投射，成为那个时代人民可以挺直腰板、站着说话的理由。与此种“童心造像”相呼应，崔筱斋却始终是一袭长衫，一尘不染，凌然挺立，全剧中很少坐姿，显现了一种人格精神的伟岸。他英武挺拔，所标志的是为穷苦人民撑起一方天的党的形象。如果说观众给予躺椅上叶三爷的视角多是一种俯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观众所给予崔筱斋的视角则更多的是仰视，是人物造像的神圣高洁在观众心里自然升腾起的一种崇高感，使人感到有了他就有了安全和胜利的保障。及至最后，当他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的时候，平台缓缓升起，白衫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其纵向的高大在叶三爷横向定位的衬托下尤显奇峰高耸、撑天立地，神圣而高洁，真正成为了“比我们高的人”。
如此，庐剧《崔筱斋》看似天真简朴甚至直白的童心表达，开辟了舞台审美的新境界，实现了对红色题材表述难题的积极回应，其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