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笙执导、胡歌领衔主演的《县委大院》是今年关注度最高的剧集之一。故事发生在虚构的光明县，原市长秘书梅晓歌（胡歌 饰）空降到光明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代县长。前县长因为造假，给光明县留下一个烂摊子。梅晓歌该如何与县委的其他领导，包括县委书记吕青山（黄磊 饰）、副书记艾鲜枝（吴越 饰）等，带领光明县走向真正的光明呢？
剧集的创作意图相当清晰：经由光明县的华丽蜕变，呈现中国几千个县域共同的发展轨迹，讴歌千千万万扎根一线、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
有孔笙坐镇，《县委大院》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优点。比如美术太逼真了，县委大院的办公室都让人怀疑是不是实景拍摄；比如群像的刻画，再多的人物、再多的支线，都能做到繁而不乱、清晰有序；再比如它看似没什么强烈的戏剧性，对人物的刻画似乎也缺乏那种高光时刻，但观众只要进入剧集营造的场域，就能慢慢了解剧中那些基层干部的脾性与追求，他们的形象很自然地浮现在观众心间，从而实现“于平淡中见不凡，于简约中见博大”的艺术效果。
不过，最考验导演、也最见本事的，是它对基层政治生态的呈现、对基层干部生存状态的揭示。
正所谓，“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历来是安邦定国的基础。县城的行政级别虽然不高（一般都是正处级），但它是最稳固的基层单位，是党政部门的神经末梢，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一头面向上级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一头面向乡镇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老百姓，联系着数亿人口，国家的种种大政方针都需要经由县城这一枢纽才得以在基层落实。
基层政治生态的复杂、基层干部之艰难也正在这里：一边得全力做好上级交待的事情，一边得全力争取民众的支持。
《县委大院》在对基层政治这种“两头难”状态的呈现上，是比较精准和精彩的。
先说“对上”。笔者听到的身边的基层干部朋友的最多“抱怨”，可以用几个俗语形容，即，“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张嘴，下面一条腿”……这些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上面指派下来的任务，几乎都是“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责任大”的，基层工作人员权限低、人数少、事情又多；上面往往是“既要，又要”，只好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考核来确保政令的推行，所以很多基层干部平时的工作状态就是忙、很忙、非常忙，各种“5加2”“白加黑”，疲于奔命。
编剧王小枪为了创作该剧，特意到一个县城里挂职了近5个月。就一些细节和台词处理来看，编剧这一次“下基层”没白来。剧集一开篇，梅晓歌和吕青山在小餐馆吃饭时有一次闲聊，吕青山这样形容道，“就像踩着一辆独轮车，手里呢，还扔着六七个小球”。这句话定了调，算是基层干部工作状态的缩影。
上级部门各种各样的考核和评比，固然可以帮助基层干部化压力为动力、把政令执行到位，却也要承认，一些考核评比设置并不那么合理，没有考虑到种种客观因素的掣肘，这就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可能做得特别拼命，考核时仍然吊车尾，甚至被问责。
就比如城关镇党委书记乔胜利（王骁 饰）一天到晚忙得连家都没时间回，结果城关镇的考核成绩并不理想。他在电话里直接对着上级抱怨，“你有时间去翻一下镇里的各种报表，平均每一天就要一张，年度的那个防火工作报告，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几遍，你最后因为一个什么、因为一个什么叫格式标准不对，这就要问责了……”
接着乔胜利又说到，为了评省级示范镇，镇里的干部除了感冒发烧，就没有睡过整觉的；全镇99%的工作都做得很好，结果一个重点工作没做好，排名就成倒数第四了。话音刚落，老婆一脸怒气给他送降压药来了。
关键任务当前，基层干部有家没空回那是常态。剧中不乏略带趣味性的台词自嘲了这一点。比如县里夜里开调度会开到很晚，同事约乔胜利吃晚饭，乔胜利赶着回家，“再不回家，老婆连夜都要改嫁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与县财政局局长闲聊时，自嘲的也是这个。局长说，自从他当上局长，“连我老婆的脸都很少看了”，办公室主任说，“你别说，我老婆现在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我也不记得”……
这些都是很接地气的对话，也确实是很多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陪伴家人。
剧中还比较含蓄点到基层工作中备受诟病的“文山会海”。剧中的开会场景已经尽量克制，但还是不少。县里各种各样的重点工作很多，大多又需要县委领导班子把关，所以领导们常常就是一直在开会。“文山会海”后，一般又会有各种任务落到更基层的工作人员头上。
就比如梅晓歌想要看近十年的经济数据，交代给了办公室主任，主任就转给底下的科员，她得加班做，后来家里有事一直催她回去，她只好接受县委办公室新人林志为（张新成 饰）的帮忙，林志为加班把事做好，直接睡在办公室。
这是个很典型的小细节。不能说梅晓歌要看经济数据是错的，这是他的权限、是他有所作为的体现。但事实就是这样：领导一发话、一发奋，下面往往就得加班熬夜、累死累活。
当然了，虽然梅晓歌、艾鲜枝是县委里的一把手、二把手，但他们同样也有“领导”，他们也要“对上”负责，市里省里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考核和指标等着他们，他们也得“求爷爷告奶奶”向上面要钱要项目要支持。
剧集对此一点也不避讳，艾鲜枝（此时她已经升为县长、县委副书记）开会时直接就说，“县里就是要见钱眼开，各个单位一定要多往省里跑，而且要注意沟通方式，求人不丢人，求不到人才丢人”。
就比如为了给县里要到一个农业项目，艾鲜枝托了省农业厅的老同学搭桥牵线，好不容易让省农业厅厅长在考察隔壁县时，顺道（只能是顺道）来光明县看看。天空不作美下起大雨，厅长考察时一路泥泞；手下也不靠谱，把厅长的名字写错了，甚至还明晃晃送礼，搞得厅长一脸不快地离开。磅礴大雨中，梅晓歌（这时他已经升为县委书记）赶到市里，在大门口等厅长希望能有所补救。
总之，在官员系统里，虽然你可能是别人的上级，但你同样是别人的下级，是下级就得“对上”做工作。
“对上”工作不好做，“对下”工作一样难。
要确保政策的落地与执行，就离不开普通老百姓的支持。可越到基层一线工作就越难做。一方面，越到基层行政级别越低——基本就是最低的了，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管辖权力等并不具备一次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基层工作人员面对的不仅仅是老百姓，更可能是一套根深蒂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乡土价值体系，就像梅晓歌说的，“农村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什么法律、政策，老人根本不听的”。
剧中，无论是拆迁、上访、有污染问题的乡镇企业的关停，还是直接与乡村价值观发生冲突的平坟，每一项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基层干部都会遇到几个“刺头”，他们得一遍遍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也许是为了适当的戏剧效果，剧中很多工作都是县里、镇里的领导班子直接出面处理。比如拆迁遇到“钉子户”，从乡镇党委书记乔胜利到县里的党委书记吕青山，一遍遍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现实生活，这些工作几乎都是基层干部在执行，毕竟一把手的事情那么多，怎么可能凡事亲力亲为。
再比如为了拦截钉子户，艾鲜枝火急火燎亲自去拦。现实生活中，基本上是属地的基层干部去拦，何况上访者只是去县政府或市政府，这在基层社会里还是常见的，艾鲜枝按理说是见怪不怪。若说上访户是进京上访，艾鲜枝的反应可能会更接近现实。
在“对下”工作的处理中，《县委大院》固然放大了领导干部的“忙”——好像什么事儿都得他们亲自出马；实际上，剧集已经极大简化了基层工作的难度，剧中对一些基层难题的处理还是略显容易了些。
譬如拆迁风波，老同志一带头，“刺头”立即就同意搬迁了。
再来是平坟风波，想必有农村生活经验的观众都会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难做、阻力有多么大。或许一些观众还会记得10年前真实发生的周口平坟风波，当时可是举国轰动、争议性也特别大，最后惊动了国务院才告一段落。《县委大院》对此的处理，比较理想主义：梅晓歌一通演讲，就说服了村里的几个带头人；信访局长（他家的祖坟也在拆迁区域里）在家族的饭局上一通左右两难的剖析，就赢得家族长辈的支持。
的确，他们的发言都特别诚恳、说得也特别好，但就凭这个要一下子改变民俗民情，难啊。
在干群关系的处理上，《县委大院》亦存在过于理想主义的特点。
一个是前文说的，几乎什么大小事（从劝说拆迁户到拦访）都是县委领导班子、乡镇的一把手出马处理，工作实际中这是很罕见的。另一个是，对于那些难缠的“刺头”，基层干部们几乎都是春风拂面地予以对待；在干群关系上，基层干部几乎被写成了完全弱势的一方。
编剧的意图当然是善意的——经由这样的大剧给予基层干部正面的形象塑造，给他们加油鼓励；但它多多少少也会与“底层视角”有所偏离，构成剧本的裂缝。
就比如追剧过程中，很多观众都会被王骁饰演的乔胜利圈粉了，作为城关镇的一把手，他一心扑在工作上，跑前跑后、任劳任怨。但就是这么一个肯做事又可爱的基层干部，他的电动车被人扎胎了、家里的玻璃被人砸碎了……
乔胜利对外对内、对上对下的“窝囊”着实令人心疼，却也加剧了观众的不解：这么好的一个干部，为什么他的工作会不被群众所理解呢？为什么他会这么累呢？明明他如此善良，为什么他的处境屡屡陷入尴尬？难道是民众是“刁民”，所以理解不了好干部？
这应该不是编剧的直接意图，但在对干群关系的处理上，剧集无形中还是给人带来这样的观感：干部是好干部，就是群众理解不到位。
这也就导致了，《县委大院》在“对下”工作的处理中，总体上不及“对上”精彩。在“对上”的部分，基层干部的状态有着不掩饰的真实；在干群关系的处理上，它对底层民众的弱势地位考虑得不够。不可否认，群众里有“刺头”，但大多数民众面对官员都是有种弱势心态的，毕竟无论怎么说，老百姓才是无权无势的一方。剧集在处理干群关系时，还是应该把握好平衡原则。
但无论如何，《县委大院》渐入佳境、瑕不掩瑜，它带领观众真正走进基层政治生态，了解基层工作的运行状态，深刻理解“郡县治，天下安”的内涵，亦感佩一批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的投入与付出。光明县也是千千万万基层行政单位的缩影，经由光明县的华丽蜕变，观众将得以窥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