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知名纺织考古学家王亚蓉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王亚蓉毕生从事古代纺织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教学工作，曾参与我国多个著名考古遗址出土纺织品的发掘、保护、研究工作。王亚蓉曾长期担任沈从文助手，协助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整理、绘图及出版工作。
王亚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9月18日发布讣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著名纺织考古学家王亚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王亚蓉先生1942年4月6日生于北京。1961年至1963年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习。1978年起先后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工作，累任至高级工程师。2016年，王亚蓉先生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大国工匠”荣誉称号，并被中国文化促进会评为“2016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王亚蓉先生曾长期担任沈从文先生助手，协助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整理、绘图及出版工作。
王亚蓉先生毕生从事古代纺织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教学工作，曾先后参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湖南沅陵元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等遗址出土丝织品的现场提取、保护；主持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古墓、北京老山汉墓、江西靖安东周墓、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等遗址出土纺织品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参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辽宁叶茂台辽墓等遗址出土纺织品的保护、研究工作，主持完成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出土北宋文物的修复工作，为完善我国纺织服饰历史的关键实物证据链条做出了卓越贡献。
王亚蓉团队在靖安东周大墓纺织品文物保护工作现场
王亚蓉先生自1985年起开展纺织实验考古学研究，先后完成了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织物、衣衾，马王堆汉墓出土绣片，江西靖安东周墓出土织物，明孝靖皇后百子衣、万历皇帝十二章缂丝衮服的复织和复制工作。主持编写《中国刺绣》《洞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慈云祥光——赣州慈云寺塔发现北宋遗物》《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等著作。
王亚蓉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工艺和出土纺织品修复技艺的保护、传承和研发，曾任中国文物学会纺织文物专业委员会会长（主任委员）、国际服饰学会理事；201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任纺织考古绝学学科带头人，推动建立了苏州缂丝科研基地等多个纺织考古科研基地；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北京服装学院“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等，为多家科研院所及博物馆培养了古代纺织品修复、服饰复原的人才。
当年，王亚蓉因为机缘巧合，成为了沈从文先生的助手，此后一步一步地走进服饰考古的工作领域，并参加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编撰。
据《文物天地》报道，1967年，王亚蓉在北京玩具公司当一名设计师。那时，只要有空，她就到戏楼胡同的柏林寺（北京图书馆分馆）查阅资料，寻找设计灵感。机缘巧合，1973年6月的一天，她在图书馆偶然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纤如先生。杨先生将王亚蓉引荐给了老朋友沈从文先生。彼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先生虽遭受“造反派”的攻击，却依旧勤勉努力、笔耕不辍，处于写作和修改巨著《中国服饰史》的繁重工作当中。
“沈从文先生之所以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嘱托。”王亚蓉回忆：“当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作为‘国礼’进行的撰写、编辑、绘图和整理工作，因此，对于图文内容的设计要求特别高。”
但是，那个特殊时期，沈从文先生身边已经没有学生或助手，需要绘画也只能靠老先生自己绘图。他当时特别需要一位助手，帮助他整理文献和描画文物图形。“我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老爷子很可怜，每次见他，他都是拿着放大镜在很小的图片里面看，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他就自己动笔画。所以，作为曾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过的我来说，就找机会跟他说，想帮他绘图。”
“沈从文先生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各方面文物杂志也接触很多。听说我愿意帮他绘图，他非常高兴，随手从桌上拿起一本《人民画报》，那上面有一幅很小的图片，描绘的是一个刚刚出土的汉代金银错伞铤，上面有很多动物图案，如仙鹤、熊、鸟，等等。他对我说，这上面的熊（这些熊是沈先生研究专题“熊经鸟”中的插图），可不可以摹画出来？”
王亚蓉与沈从文、张兆和夫妇
“我对沈从文先生说：‘没问题，我试试吧’。”王亚蓉说：“于是，我连夜把这张图片里所有能看见的熊都找到，再用线描画了出来，拿去给先生看，他看完之后，特别高兴，说画得不错！就这样，我通过了沈从文先生的考试，成为了业余辅助沈从文先生的绘图员。”王亚蓉回忆道。
这样，沈从文先生、王㐨先生和王亚蓉一起，自然组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三人小组。“我和王㐨先生白天在考古所，做考古工作，晚上下班，到沈先生家继续跟沈先生做研究。除服饰研究之外，沈老还涉及了很多专题，如“扇子的衍进”“妇女坐具”等方方面面的课题。那个时候，沈先生家里的藏书已被七分钱一公斤卖掉，稿子也被烧掉了。后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稿子，是沈先生在‘五七’干校时默写出来的，并且他不断地看资料，不断地在增加。”
1974年4月，正式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王亚蓉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进服饰考古的工作领域，并参加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编撰，书中大量古代服饰插图出自王亚蓉之手。“因为身负周恩来总理的嘱托，沈从文先生在绘图编号上一直有所考虑，不愿修改太多。所以，最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标明为‘图’的都是沈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助手陈大章、李之檀和范曾的绘图作品，标明为‘插图’的，基本都是我的绘图作品。”
王亚蓉从汉代金银错伞铤上摹绘的熊纹
延伸阅读：
王亚蓉｜沈从文先生是怎么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
我是一个学美术的，当时在做一些美术设计工作，找资料时碰到一位沈先生的老朋友——当时人民大学的杨先生，他觉得我很奇怪，说：“人家都在干革命，你怎么天天在这儿翻杂志?”我跟他讲，我要找资料，他很热情地说：“如果你信得过我老头子，就把你电话告诉我，我认识一位在这方面非常有成就的人。”通过杨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沈从文先生。那时博物馆已不再给沈先生配助手，停止了他的工作，他非常痛苦，只能自己一边写一边画，就因为这样，工作停滞不前。沈从文先生希望我协助他画，我认为自己的条件不够，他就说你试试吧，每天给我一点工作，逐渐工作有了一些进展。他希望把我调到历史博物馆，可是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人只要分配工作，都是终身制，工作调动很难。当时沈先生的一位年轻朋友王㐨先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的主任，和我在沈先生家认识以后，他一直想把我调到考古所。沈先生说：“不行，得调到我身边。”后来当历史博物馆同意我进馆，但不允许我协助沈先生工作时，我拒绝去那里工作。沈先生说没有工作、医疗关系不行，还是往考古所调吧。调到考古所以后，我和王㐨先生白天做考古所的考古工作，晚上下班到沈先生家继续跟沈先生做，除了服饰研究以外，还有很多专题，像《扇子的衍进》、《妇女坐具》等方方面面的专题。但这种状况很难把非常大的工作完成。而且那个时候，沈先生家里的藏书已被七分钱一公斤卖掉，稿子也被烧掉了。后来的稿子是沈先生当时在五七干校时默写出来的，并且他不断地看资料，不断地在增加。
1978年社科院实行一个科研政策，叫“先请菩萨后立庙”。“文化大革命”中，社科院受的创伤很重，很多科学家已经不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些有研究能力的专家请进来。胡乔木、刘仰峤等同志了解到沈先生的情况，就把他请进来，胡乔木问沈先生要什么条件?沈先生说我就为了完成这部书，希望要一个可以工作的地方，把这些资料摊开，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把王㐨和王亚蓉调给我做助手。胡乔木先生说，你可以到考古所，也可以到历史所。沈先生住在历史所后面，因为近，就到了历史所。
沈从文1978年冬在北京友谊宾馆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补充定稿
社科院历史所为沈先生成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室，历史所当时的条件很紧张，就破例在西郊的友谊宾馆租了两套房，我和王㐨先生，还有沈先生、沈夫人，我们在一起把工作摊开。当时的玻璃印版什么的都收走了，沈先生在五七干校时，就已在默写书稿，自己又重新写，而且增加了非常多的内容。开始只选了200张沈先生认为是学界有争议的图作为试点本，1972年我国成功发掘了马王堆汉墓，中国两千多年前的丝绸和服饰震动了世界，也给这本书增加了很多内容，各类考古图增加了将近700幅。这本书的出版颇有周折，先是日本的出版社想出，沈先生说我们中国人的书要中国人自己出，最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完成了，有豪华版和普通版。沈先生在第一本豪华版样书上签了名，送给邓颖超，意为完成了周总理的委托中国外交部买了20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确实成为了礼品书，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它被作为国礼送给尼克松；另外胡耀邦访问日本的时候，送给日本天皇；还有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访华时，也作为国礼送给她。沈先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完成了周总理的嘱托，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沈先生这本书，大家都知道，是以有争议问题的方式来写的，把历代一些有争议的绘画里面有关服饰等诸方面问题阐述，先拿出来做个试点，下面还有9本，计划都做好了，但是他来不及做了。这次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981年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简体本，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非常感谢有这么多人喜欢沈先生的书。
沈先生不是专门研究文献的，而是以实物与文献对照来考证的。他没来得及做完，我们比较有幸，还继续做着这项工作。从1972年发掘马王堆以后，又于1982年由王㐨先生主持发掘了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沈先生为此事撰文刊在《人民画报》，他说这个墓打开了战国的丝绸宝库，海外的服饰研究专家对它的图案非常推崇，认为风格和设计既抽象又具象，评价这是中国2300多年前的毕加索设计出来的。一般来说，中国人的服装是平面剪裁和平面制作的，西方是立体剪裁。这些衣服，因为在腋下有一个嵌片，从而通过平面剪裁做出了立体剪裁的效果。考古是实证研究的科学，这么多年，包括法门寺的唐代丝绸、新疆尼雅的一些墓，还有阿斯塔纳唐墓不断地出现。我们考古所到现在出土的所有纺织品墓，都是我们发掘的，也可以说是沈从文先生这个团队组织发掘的。
沈从文（1902－1988）
另外我要介绍的是，沈从文先生一直提倡的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咱们现在，十几亿中国人民很少穿中国衣服，沈先生对此特别遗憾，他认为中国人应该穿有中国元素的衣服，服饰的中国元素和颜色应该多样，这是沈先生的夙愿。他为中国服饰文化的几近断绝异常忧虑。现在我特别欣喜地看到，好多人都在提倡汉服。我们经济实力强了，有能力考虑我们国家的整体形象。我觉得最汗颜的是，作为中国代表团，面对世界的时候，连柬埔寨、朝鲜、越南这些国家都穿戴整齐，有自己的国服，而中国代表团站在一起，穿着的就是国外品牌的杂牌军。阿拉法特，一辈子穿民族服装，一看服饰就知道是他的国家的，这是着衣自尊自重的事。沈先生就希望现在有代表咱们国家形象的衣服，中国的衣服自古以来就是多元的，所以不管是休闲的还是礼服什么的，都要有自己的服饰文化符号，这是咱们大家一个共同的课题。
沈从文先生对于中国的美术教育和服装教育，也跟我们谈过，他曾对每年春天很多美术院校的学生到公园里写生画牡丹有一个看法：其实中国传统服饰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历代相沿发展的特别优秀的传统图案。如果设想一个学美术或者学设计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有一定的课程来临摹历代最好的纹饰，到毕业时，差不多将近两三千张了。这种固定的、传统的、经过历代画师们努力的都是精华，这样将来搞设计，举手投足出来的都是中国元素。而且他很反对把国际设计大师请来通过翻译传授，翻译本身不易准确，他们讲的中国人理念、中国人习惯、中国人传统包括一些对于服装的要求又和我们不相符合。沈先生说有时候不能怪设计师和学生，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
希望有志趣的学者和同好为了再次振兴和发展中国的服饰文化，学习沈从文先生认真、忍耐、务实的工作精神，尽心地努力工作。
（本文综合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公号、《文物天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