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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权斗士到反堕胎急先锋,这部纪录片揭开她的真实人生

2020-05-26 11:57  澎湃新闻   - 

5月22日,一部名为《又名简·罗》(AKA Jane Roe)的纪录片在迪斯尼旗下付费电视平台FX频道首播,随即引发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纪录片主人公名叫诺玛·麦考维(Norma McCorvey),在三年多之前的2017年2月便已因病离世。而这部纪录片,拍摄于她离世前那大半年时间。
 
纪录片《又名简·罗》回顾了诺玛·麦考维跌宕起伏的一生
 
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自知时日无多的诺玛·麦考维,在镜头前透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它事关美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公案,曾经影响了无数美国女性的切身利益,至今依然为人关注。过去的几年里,本片导演尼克·斯威尼(Nick Sweeney)与他的团队,对这个秘密守口如瓶。如今,随着这部纪录片的公开播出,发生在数十年前的这段往事,其背后的种种奥秘,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而诺玛·麦考维这名奇女子跌宕起伏、不断反转的人生故事,也再度成了媒体以及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令电视机前的亿万美国观众,大呼不可思议。
 
究竟是什么大秘密,诺玛·麦考维的人生究竟如何传奇?一切,还需从头说起。
 
诺玛参加反堕胎运动
 
掩盖在假名背后的人生
 
1947年,诺玛·麦考维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她出生后不久便不告而别,诺玛的母亲玛丽只得靠在餐厅打零工,独力抚养女儿。母亲有着酗酒的问题,心情不佳时,几杯黄汤落肚,便会对小诺玛拳打脚踢。十岁那年,诺玛在朋友的怂恿下,抱着玩闹的心情,斗胆抢劫了一家便利店,结果被送入当地的女子感化院。几年后,她重归社会,但社会上早已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处。母亲把她托付给自己一位表亲照顾,谁料这位亲戚不光不顾亲情,而且连人性都已彻底沦丧。诺玛在他家遭受了各种虐待与性侵,对世界彻底失去希望。
 
十六岁那年,本该迎来人生最美好时光的诺玛,已从高中退学,步母亲的后尘,在餐厅当起了服务员。她结识了比自己年长七岁的蓝领工人伍迪·麦考维,六周之后,便在对方甜言蜜语攻势之下,步入了婚姻殿堂。十八岁的时候,诺玛·麦考维自己也当上了母亲。但没过多久,女儿梅丽莎的抚养权,就被诺玛的母亲夺走,理由是此时连自己生活都无保障的她,根本就无力独自抚养小孩。没错,在此之前,因受不了丈夫的拳脚相加,诺玛已和麦考维办了离婚手续。在那之后,诺玛又怀了一次孕,生下的小孩则转送给了别人收养。
 
1969年9月,22岁的诺玛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此时的她,早已居无定所,流落街头。靠着替人打扫卫生挣来的微薄收入度日,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她花在酒精和毒品上。走投无路的诺玛,决定要去堕胎。此时的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已率先将堕胎合法化,但诺玛生活的德克萨斯州,却仍视此为非法行为。有钱的人,大可以辗转去纽约等地合法打胎;有胆量的人,也可以冒着手术失败的风险,去当地的地下诊所人工流产。但对诺玛来说,钱和胆量,她都欠缺。
 
就在这时,她经人介绍结识了与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两位新晋女权律师莎拉·威丁顿(Sarah Weddington)和琳达·考费(Linda Coffee)。在她俩看来,德克萨斯州的禁止堕胎令,深深侵害了当地女性的应有权利,违反了美国宪法。她们当时正在寻找一名合适的原告人选,好将德克萨斯州政府告上法庭。很快,双方达成委托协议。身怀六甲的诺玛·麦考维成了原告,将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Henry Wade)告上了法庭,要求德克萨斯州取消堕胎禁令。
 
整个官司打得旷日持久,最终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在此过程中,诺玛从未在法庭上出现过哪怕一次,全部事宜均交给两位律师代理。审判过程中,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法庭也未公布诺玛的真实身份,仅用化名“简·罗”来做代称——也就是如今这部纪录片《又名简·罗》的片名由来。而且,因为不想触犯法律,又实在等不到官司判决的关系,诺玛最终还是选择生下了腹中的小孩,随后再将他送给别人收养。
 
1973年,最高法院终于宣布“简·罗”胜诉,德克萨斯州乃至全美各州,从今以后都必须立法保障女性选择堕胎的自由,因为,这涉及到了宪法赋予所有美国公民的权利。于是,美国社会史、司法史、女性史就此改写,两位女权律师赢得各种荣誉,但诺玛·麦考维却被埋没在了“简·罗”的假名背后,依然过着她社会边缘人的困苦生活。
 
由女权组织代言人变身反堕胎运动旗帜人物
 
虽然“简·罗”的官司轰动一时,但由于被掩盖在假名之下,官司之外的诺玛·麦考维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改变。一次,在一家水果店顺手牵羊的时候,她被女店员康妮·冈萨雷斯(Connie Gonzalez)抓了个正着。不过,后者并未选择报警,而是让她带走了那些蔬果。很快,诺玛与比她年长16岁的康妮·冈萨雷斯成了一对。早年间在女子感化院的那段经历,让她能欣然接受这种生活方式。不过,最初几年里,即便是对自己的这位伴侣,她也始终守口如瓶,不曾透露过自己就是“简·罗”。
 
直到1980年,看到报上有人公开质疑“简·罗”是否纯属杜撰时,诺玛终于决定不再沉默。她要站出来,以真面目示人。她结识了著名的女权律师格洛丽亚·奥瑞德(Gloria Allred),后者带她参加各种支持堕胎权利的游行活动,介绍她认识了支持女性权益的好莱坞名流,还安排她去念了口才训练班,培养诺玛在大庭广众公开发言的能力。
 
1989年,诺玛·麦考维的故事被拍成了电视电影《性控诉》(Roe vs. Wade),女星霍莉·亨特(Holly Hunter)还凭诺玛·麦考维这个角色,拿到了一座电视艾美奖。
 
诺玛·麦考维的故事被拍成了电视电影《性控诉》,霍莉·亨特饰演诺玛·麦考维
 
1994年,诺玛出版自传《我就是简·罗》,成为美国女权运动的一面旗帜。她还在家乡达拉斯主理着一家堕胎诊所,为寻求“选择权”的女性同胞提供帮助。
 
不久,就在诊所隔壁的房子里,搬进了一家名为“拯救行动”的公益组织,那是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反堕胎组织,负责人是一位名叫菲利普·宾汉(Flip Benham)的中年牧师。很快,两家单位合用的停车场,就成了全达拉斯最热闹的地方。支持堕胎与反对堕胎的老老少少,没日没夜地在这里摇旗呐喊,针锋相对。不过,私底下,诺玛·麦考维却和菲利普·宾汉成了朋友。按照她在第二本自传《爱无不胜》中的说法,是牧师的大爱打动了她。
 
1995年,48岁的诺玛辞去了堕胎诊所的工作,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她加入了“拯救行动”,随同宾汉等人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以亲身经历宣讲堕胎的种种坏处(尽管她本人其实从未堕胎),甚至委托律师重新打起了官司,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推翻1973年的审判结果,重新宣布堕胎为非法。甚至,为了迎合教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诺玛宣称自己与康妮·冈萨雷斯只是室友关系,在公开场合甚至都以“我阿姨”来介绍后者。此外,她还成立了自己名下的基金会,接受各种捐款,再加上自传《爱无不胜》高达8万美元的稿酬,她终于过上了还算不错的生活。
 
诺玛晚年成了反堕胎运动的旗帜人物
 
就这样,诺玛·麦考维由女权组织代言人,摇身一变成了反堕胎运动的旗帜人物。但在另一边的女权阵营看来,她毫无预兆的“投敌叛变”行为,带给他们的打击着实不小。他们公开批评诺玛背信弃义的做法,指责她是一个好出风头的人,为再次成为公众焦点,再次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才有了这样180度的大逆转。
 
2004年,康妮中风病倒,花去了两人不少积蓄。2006年,诺玛找到达拉斯媒体,公开求助——“我们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不久之后,诺玛离开了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另觅他处居住。2017年2月18日,她因心力衰竭在德克萨斯州一家养老院内去世,葬礼由“老朋友”宾汉牧师主持。她的离世,也被反堕胎组织视为一大损失。
 
谁曾想到,三年之后的这个五月,诺玛·麦考维的人生故事竟又再度彻底反转。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纪录片《又名简·罗》回顾了诺玛·麦考维跌宕起伏的一生,如何从不良少女变成女权组织的代言人,之后又毅然跳槽到敌对阵营的整个经过。影片进行到大约一小时处,导演尼克·斯威尼又来养老院探访她,鼻孔里还插着吸氧管的她,说自己还有些“临终忏悔”要坦白。
 
“过去这些年,福音派是不是拿你当自己的战利品来看待?”导演问她。
 
“当然啦。我是名人嘛。”诺玛回答说。
 
“他们会不会觉得其实是你在利用他们?”
 
“我觉得,这是一种互相利用。我拿他们的钱,他们让我出镜,安排我说那些话。他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说得可好呢,我是个好演员。”
 
诺玛·麦考维晚年在养老院接受纪录片导演尼克·斯威尼的采访
 
按照导演事后的说法,那一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确定诺玛究竟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堕胎自由,他再次追问,想要确认对方在这件事上的真实看法。
 
“如果某个年轻女性想要堕胎的话,那没问题啊。那是她自己的事,跟我没啥关系。所以他们才管这就叫选择权嘛。也就是说,这是你自己的权利。”
 
随后,导演设法获得了诺玛·麦考维历年来的纳税资料。报表显示,这些年里她从各种反堕胎组织收到的以“礼金”为名的各类报酬,总计为45.6911万美元。换句话说,真的就是全为了钱。
 
又或者,还有别的什么理由?
 
牧师申克(左)承认付钱给诺玛请她参加反堕胎活动
 
拿着诺玛的这段“临终忏悔”,导演直接就找上了宾汉牧师。后者虽然也表现出了非常意外的神色,但却矢口否认自己给过诺玛任何报酬。相反,过去也曾和诺玛长期并肩作战的牧师罗伯特·申克(Robert Schenck),倒是相当坦率地承认了诺玛此言不假,因为他自己所在的反堕胎机构每次找她做活动,就都会付她钱。“光是她的形象,就能为我们这种组织带来不少数目很大的捐款。相比之下,我们付给她的钱,根本不值一提。有好多次,我都想要再给她加多点钱,但再怎么加,她都是吃亏的。”他在影片中表示:“我们这些人利用她的做法,其实非常不道德。”
 
但是,曾与诺玛频繁合作的牧师弗兰克·帕冯(Frank Pavone),却否认自己所在的组织曾支付给诺玛报酬。他还在影片中分析说,诺玛晚年住进养老院后,许多过往与她互动频密的反堕胎人士,都渐渐淡出了她的生活。或许正是这一点让她感到了怨恨,所以才会在纪录片中“做出这种报复行为”。
 
总之,斯人已逝,谁都没办法再追问九泉之下的诺玛·麦考维,关于她的最真实、最终极的想法。
 
在女权阵营看来,纪录片的播出,终于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还了她们迟来的正义。民主党女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闹了半天,原来反堕胎运动有很大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
 
但在另一边看来,别说诺玛的什么“临终忏悔”,就是这整部纪录片,都大有可疑。牧师弗兰克·帕冯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诺玛生前曾跟他说起过有人找她拍这部纪录片的事。在发给他的手机短信中,她说自己是“收了钱的”,而且很高兴“人生最后阶段还能再赚点钱”。反堕胎律师艾伦·帕克(Allan Parker)也质疑,是不是导演尼克·斯威尼“付了她一笔钱,跟她交上了朋友,最终又背叛了她”。面对质疑,导演也只好再站出来做澄清。他告诉媒体,自己确实曾经付给诺玛一笔费用,为的是能在影片中公开使用她的一些私人旧照片,但那并不代表花钱雇她来拍这部电影。
 
无论如何,说诺玛·麦考维就是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社会在堕胎问题上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应该毫不夸张。人生前半段和后半段,她分属两大阵营,都起到过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她当年的态度转变,究竟真是出于上天感召,幡然悔悟,还是像她去世前所说的,纯粹是贪图金钱,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恐怕每个人都自有答案。关注此案多年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律系教授玛丽·齐格勒(Mary Ziegler)曾经说过:“我觉得她确实是一个复杂的人,对于堕胎问题,她这一生,也确实态度复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她成了美国堕胎问题的一个象征,因为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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