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向春天的鸽子》谈“抗疫戏剧”
伴随疫情缓解，剧场复工，“抗疫戏剧”成为诸多本土创作者所关心和瞩目的话题。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原创抗疫戏剧”《飞向春天的鸽子》(以下简称《鸽子》)，近日上演。针对恰逢其时的时事题材，既定的历史视角和自然生成的“宏大叙事”，《鸽子》一剧在创作方法、剧作结构和美学尝试上颇有巧思。
将抗疫主题落脚到人性个体
如何在创作上就宏大叙事与个体体验之间做到平衡，是时事题材的舞台艺术最应考量的问题。作为一部抗疫主题的戏剧，必然要宏观而完整地展现抗疫战线上的各方力量。因此《鸽子》有三十多个人物和场景，避免“走马观花”成了创作者最严峻的课题。
幸运的是，剧作没有“就疫情而谈疫情”，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能够紧紧抓住由几个主线故事组成的剧作主题——这些主要人物和主线故事，其实都落脚在夫妻如何相互信任，父子之间如何相处，个体梦想的自我实现，个人与社会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非常“实在”的问题上。疫情的发生是让这些人际关系产生矛盾，形成故事的“催化剂”，用疫情的真实状况和所产生的抉择难题，来拷问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就将“抗疫”主题真正落到了个体和人性的实处。面对自疫情发生以来如此多的来自抗疫一线的直接素材，创作者不被短暂的情绪冲动所裹挟，不拘泥于新闻报道较为局限的情感深度，坚定地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入手进行选题。
用“鸽子”串联舞台意象
《鸽子》在剧作结构上将传统的叙事剧场与“活报剧”式的叙述剧场进行了有机结合，不落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窠臼。剧中人物饲养的一只在武汉和南京之间来回飞行的鸽子，串联起两地各色人物的故事的同时，也承担着符号性的象征位置，喻指抗疫进程中人民坚定的意志和不灭的希望。因为有“鸽子”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飞行作为结构线索，使得剧作摆脱了传统叙事性作品视野狭窄且不容易转换的缺陷，从而可以在直观具体的叙事与抽象宏观的仪式化场景之间游移自如，也确保了剧目节奏的张弛有度。
以“鸽子”串联具象的叙事和抽象的抒情的策略，使得剧作在结尾部分既能借助叙事的张力，也得到了符号美学自我发展所产生的势能，得以“双重推动”，让剧作在思想性和美学上都恰如其分地在结尾达到高潮，从而给予观众深切而绵延的“净化”体验。
“身临其境”的视觉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鸽子》还采用大规模的投影背景和较现代的纯色、极简式的舞台设计，既照顾到了真实的“临场”“沉浸感”，同样也有“三四人千军万马”、将宏大史诗融汇于一方袖珍舞台的奇思妙想，既做到了简约大气，有效地服务于情节，同时也展现了作为一部当代戏剧作品应有的现代视觉风貌。
尽管剧作讲述“抗疫故事”，有很多悲剧性、激发观众情感的动人情节，但剧作整体却尽量以幽默诙谐的调性来进行叙述，力图做到“喜中含悲”，这不仅体现了创作者试图在近年来的“主旋律”创作中打出独有的气质与新意，改变“主旋律”在青年一代心目中刻板印象，也展现了较为独特的审美艺术追求：创作者试图更加“高级”地呈现情感，更潜移默化地引导观众的情绪。
当然，《鸽子》在如何更加成熟、更有分寸地表现情感上，还有待更进一步的锤炼。如被反复强调的抗疫成果也需要更加舞台性的展示，而不仅仅是台词上突兀的插入；八名亲身在抗疫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亲自出演“自己”的创意，固然模糊了舞台上下的界限，将剧作的情感表达烘托到了高潮，但如何在没有这些外部因素的帮助下，同样使得剧目触及更深的情感，是创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孔德罡，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