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8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冲突与动荡：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2》。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在报告序言中指出，2022年，一系列危机与挑战纷至沓来，人类社会面临几十年来最危险、最不确定的世界，国际政治似乎进入了“春秋时代”。面对不断上演的冲突和危机，中国首先要稳住阵脚，同时也要积极寻找和创造机会，开拓进取。
顾往瞻来，中国与世界将如何在这样一个“春秋时代”继续前行？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出该报告的部分文章，或能为我们预见2023年的天下大势提供一个“锚点”。
2022年，世界经济尚未走出疫情冲击，就又遭受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等因素影响，险象不断，多症并发，在控通胀和稳增长间进退失措。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运行范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愈发突出。重归市场逻辑，修复分工体系，再续大国协调，建立大致平衡的国际经济体系任重道远。
一、在“稳增长”和“抗通胀”之间困难平衡
不少主要经济体曾对2022年经济发展抱有期待，认为疫情管控措施放开之后，经济应能复苏反弹。然而，全球层面的通货膨胀不期而至，吞噬着经济增长的潜力，诱发各种经济风险。世界经济不仅并未出现期待中的反弹，反而走进了可能“滞胀”的陷阱。
形成全球通胀的原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经济层面的原因一是货币超发的后续冲击。为应对疫情，全球各经济体均实施了程度不一的宽松货币政策。宽松货币政策所形成的巨量货币供给在疫情管控放松之下，倾泻而出，推动着物价不断走高。二是劳动力价格上涨。疫情改变了生活生产方式，减少了劳动力供给，造成广泛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非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二。其一，俄乌冲突短时间内快速拉高了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其二，美国基于对华战略竞争而采取的各种脱钩断链措施，增加了系统性的生产和交易成本。
主要受上述因素影响，全球物价高涨。尤其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更甚。以美国为例，其通胀率在2022年6月达到9%的高点。第三季度通胀率则分别为8.5%。8.2%和8.2%。全年在高位徘徊。在高通胀压力下，各经济体在“稳增长”和“抗通胀”两大相对立的政策目标中游走，实现艰难的平衡。关键的政策点是货币政策抉择。为支撑经济复苏，应该继续采取宽松型的货币政策。但由于全球通胀如脱缰野马，迅速成为大多数经济体所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转而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又是必然选择。
“稳增长”和“抗通胀”在政策上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只能通过政策实施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实现更为重要的目标。毫无疑问，控通胀是2022年不少经济体大部分时间内的首要政策目标。从全球通胀史看，如果通胀不能在短期之内控制住，将会持续恶性上升，给经济带来长期的困扰，并带来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其他严重问题。而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衰退，在失控的通胀面前，则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总体而言，2022年也是冷战后各国加息幅度最为显著的一年。再以美国为例，去年12月15日，美联储决定联邦基金利率再次加息50个基点。这已经是本年内美联储连续第七次加息，美国联邦基金基准利率也从年初的零利率快速上升至4.25%左右。
没有了货币政策的支撑，再加上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愈发乏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10月份的预测，本年度全球经济增速为3.2%，比7月份的预测下降了0.2%。与去年全球GDP 6%的增速相比，降幅尤为明显。美国经济年增速预计在1.6%左右。当然，也并非所有经济体都遭遇低速增长。印度、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表现亮眼，经济增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增长范式深度调整，重塑世界经济运行
世界经济正在进行深度的增长范式调整。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安全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更为突出。无论是政治主体，如国家，还是经济主体，如跨国公司，都更加从安全的角度思考经济问题，全球经济安全化态势日益明显。
一是地缘政治冲击全球经济。以俄乌冲突为标志，地缘政治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达到冷战以来最高峰。一方面，俄乌冲突本身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包括但不限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欧洲地区经济分工体系近乎塌陷等，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震动。另一方面，为应对俄乌冲突以及制裁俄罗斯，其他经济体广泛实施非经济手段，大大改变了经济运行。这些制裁措施短时间内中断了市场规律，造成市场价格大幅扰动，加剧交易风险。
二是大国竞争塑造全球经济。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双边之间仍在加剧的战略竞争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体系。随着中美缓慢但难以避免的中美经济局部脱钩，特别是美国围绕对华制造业回流和高科技“断链”所实施的诸多政策，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大大增加了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之下，全球原先的经济分工、贸易格局和规则体系都将经历重大变革。
三是经济安全影响全球经济。经济安全成为各国优先关注的国家利益。各国纷纷制定政策，以巩固本国制造业韧性，确保资源供给安全，增加经济体系自足性和自主性。全球范围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进一步助推全球化退潮，压制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安全导致各种经济要素重新配置，即便这种配置从经济角度着实浪费，或者高度冗余，但在安全需求的推动下，也必须推进。在经济安全推动之下，全球经济的价值观对立和阵营间对抗不断，耗散全球经济增长动力。
总而言之，冷战后以全球化、自由化和多边化为导向的经济运行范式不断受挫，分工和效率或许仍是经济运行的重要考量，但已经不是最重要考量。即便没有回到冷战时期，后冷战时代的经济逻辑也已经根本改变。追求经济自主与安全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新的范式。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裂痕加深，面临经济秩序重塑。
德国威廉港，“东方海外英国”集装箱船停泊在集装箱码头。视觉中国 图
三、未来面临双重危机
其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世界经济也恐将遭受严重挑战。美国经济其实并未从疫情当中真正走出来，增长基础不牢固，还需要货币政策持续发挥支撑作用。但为了应对更为急迫和重要的通胀压力，美联储不再把经济增长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美联储连续加息将导致整个经济体系融资成本大为增加。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就是美联储自2004年开始的连续加息引发了次贷危机，进而造成美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并最终发展为经济危机。
目前，在连续加息之下，美国部分地区的30年按揭利率已经上升到7%以上，抑制了楼市交易。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或者增速大幅放缓，世界经济也会受到拖累。即便排除美国经济走势对世界经济的直接负面影响，美国加息政策本身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美国货币政策通常是全球货币政策的风向标。美国利息保持高位及继续加息，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这将进一步推高全球利率水平，给世界经济增长形成压力。
根据相关预测，全球经济增长2023年约为2.7%。相比2022年还要有所下降。欧元区经济体距离经济衰退仅有一步之遥。
其二，全球金融风险增大，部分国家可能出现金融危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全球金融风险也急剧扩大。首先是股市风险。以美国为例，标准普尔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均震荡下行。欧洲、日本和其他主要股票市场也表现为下跌行情。其次是汇率风险。全球经济变局诱发各国汇率大幅波动，不少国家出现资本严重外逃。最后是债务风险。经济增速全球性放缓以及仍处于加息周期的货币政策，导致各经济体的债务成本以及利息支出大幅增加。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抗风险能力相对更弱，也因此更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风险的爆发地。
对于上述风险，各国需要高度重视，并且通过合作协调的方式，尽可能控制衰退或者危机的烈度，尽力维持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盘。
（宋国友，复旦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原标题《低增长与高通胀：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