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在越来越多国家形成共识，能源和经济转型正在成为关键。
未来几十年，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将有数十亿人需要可靠的电力供应，这些电力由化石燃料还是可再生能源提供，至关重要。
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让世界仍有机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2℃的范围内。绿色低碳经济也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故事。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汽车等重要绿色低碳发展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首位来自中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管理层成员，朱民一直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他曾在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世界银行政策局、联合国开发署等国际机构都有过研究经历。近年来，他尤其关注低碳经济转型议题。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在参加能源基金会交流活动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谈及了他对于全球经济形势，能源转型、“新质生产力”等重要议题的最新思考。
以下为专访全文：
今年是平稳之年
澎湃新闻：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G20先后表示全球经济在2024年有望实现“软着陆”。您此前认为今年将是一个经济上的“平庸之年”，您是如何解读的？
朱民：我认为谨慎乐观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背景是之前担心全球经济的衰退，现在通胀得到了控制，俄乌和中东的冲突并没有引起能源危机，中国的经济还是在稳健地发展，所以几个因素加起来，今年的经济很可能是一个平稳之年。
我曾说过今年可能是一个经济上的“平庸之年”，因为它没有很大的上升动力，但也没有很多下滑，稳定在3%左右的低增长。世界经济中长期趋势是一个低增长的趋势，我们是在一个周期的末端，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最新IMF声明表明我们在避免衰退的风险，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绿色经济对全球的影响是正面的。绿色经济发展永远是一个前前后后不断波折的过程。因为技术在不断变化，供给和需求永远不会完美地匹配，所以一定是不断地在调整中发展，进进退退，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
澎湃新闻：这一趋势对全球能源低碳转型进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存在着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对中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朱民：去年COP28气候大会以后，全球进一步推进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把绿色经济看作全球新增长的重点和核心竞争力，各国都在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和发展，当然这也会加大竞争，但总体是个好事。
全球经济稳定对中国是好事，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但是在经济稳定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正处于一个走向人均高收入阶段的过程，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调整过程。
我们传统的三大经济增长动力：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和出口基本上已经弱化了。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很高，但回报率越来越低。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大概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3倍，这个其实占比过高。
房地产这一块很清楚，2019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7亿平方米，现在已经跌到11亿平方米。而且人口结构在变化，老年人多年轻人少，总人口在减少，所以房屋的需求客观上在下降，过去的高速发展要调整。它还会是个重要工业，但不再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
出口，特别是在中美摩擦之下受影响很大。现在中国的光伏组件都没法出口到美国，只能大量转向墨西哥，所以去年的出口以美元计算几乎是零增长。
在全球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会转向新的增长。第一就是国内消费，第二是制造业升级换代，第三是绿色和碳中和。今天我们看到，“绿色”对消费和经济增长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会需要更多的绿色消费，推动消费升级。从增长来说，我们需要大量的绿色投资、绿色产业，比如说现在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风电都起来了。
现在我们国家的光电成本很低了。在全球，中国新能源走在很前面，去年全国新增光伏装机217GW，超过全球新增装机的50%，估计今后几年中国会继续维持力度。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占全球50%以上，中国还会继续走得很快，这将成为一个新的动力。绿色碳中和是未来中国经济生产的重要方面，这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故事。
“新质生产力”基于创新
澎湃新闻：今年的“两会”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您对此如何理解？您认为这对于绿色低碳领域的发展将意味着什么？
朱民：当中国的绿色产业成功发展的时候，我认为依然有一些挑战存在。首先是在太阳能发电方面，我们没有足够的吸收使用这些太阳能发的电，特别是在西部省份。那里的太阳能发电成本已经低于煤电，但缺乏配套的电网设施，没有一个电网系统把电力输送到东海岸更需要电力的省份，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国际挑战。目前国际上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绿色“新三样”出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第三个挑战是技术上的快速进步，例如在光伏材料和电池等领域。如何能够赶上新技术快速的发展？
当我们谈到“新质生产力”的时候，是基于创新的，系统的方式，因为我们希望确保所有这些挑战都能够一起解决，一起发展。
我们需要在快速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整个电网系统，建立分布式的系统，确保电力能够从一个地区传送到另一个地区。很多私营企业进入到其中建立了一些平行的系统。中国主要电网系统都是国有的，但必须揉合其他系统并行存在，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和谈判来重置绿色贸易的作用。欧盟从去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碳边境关税。目前还不完全清楚最终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无疑对企业未来发展和生产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国际对话来解决，我们不希望看到绿色贸易刚刚开始，就陷入到一场巨大的贸易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去年中国出口的光伏组件量上涨了100%，但价格下降了50%。所以收入依然持平，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目前中国在全球光伏组件市场份额超80%，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国际合作。
向旧经济发出信号
澎湃新闻：目前国内绿色低碳产业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在金融领域需要哪些改革和创新以提供更好的支持？
朱民：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要改革电力市场。整个事情的质变将是市场和政府的合作。你需要向旧经济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双方是可以共同获利的。但目前的电力市场开放非常有限，它过于狭隘地只关注传统电力部门，尚未形成包括储能、虚拟电厂等新型主体参与的鼓励机制，并没有反映真实的新能源入市后的电力价值，不是基于市场选择的。
因此，我认为进一步改革市场变得日益紧迫，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要向整个经济社会发出极其明确的信号和政策导向，使其能够理解这是实现“双碳”目标过程的代价，也是通向未来的代价。
第二是必须开始建立收取跨境费用的机制，这是欧洲联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基础，中国和欧洲有着巨大的差别。原因不是因为成本不同，而是因为机制不同。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遵循国际惯例，接近国际机制。
因此，我认为，对碳排放进行适当定价的改革将发出强烈的信号，既能激励企业，也能降低企业成本。没有这个基础，是很难进行绿色投资的。
第二个问题是现在中央银行在气候变化方面有特别的信贷，这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财政政策，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这个体系中来支持市场。
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绿色债券的发行成本，比如上海的一只绿色债券发行成本比市场上的同类债券利率低了约75个基点，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为什么一个私人公司要发行票面利率低75个基点的债券呢？但好消息是绿色项目的风险较低，回报率较高，所以这可以弥补绿债发行利率较低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我们的旧资金传统上来自四大来源，而“混合制”非常重要。如何能够让政策和市场主管机构共同合作，妥善规划融资结构，以满足潜在的风险结构？这需要很多关于风险管理的新思维，需要一个新的气候风险管理模式，需要一个新的监管框架，需要强制执行。目前碳信息披露仍是自愿性的，但会逐步转向强制性的披露政策。
我认为这些都是关键问题。资金很清楚是有的，很多钱就在那里。我们需要的是金融工程师，需要一个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使这些钱看起来是公共的，可以从金融领域进入到应用和生产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