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2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在北京发布《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2年度报告：亚太命运共同体展望》。
报告以“亚太命运共同体展望”为主题。世界正遭遇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亚太是这场变局的重要场域。报告认为，中国在亚太谋篇布局，需要清醒、冷静、客观地评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有意识地扬长补短、趋利抑害。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发这两份报告。今天刊出报告的导语和第一部分“处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地区”。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际形势做出重要判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同时，“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形势在亚太地区反映得更加鲜明。中国作为亚太大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自身外部安全和发展环境发生的变化，也更加直接地承受着变化的冲击。
2022年最值得关注的国际大事是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升级和中美战略博弈的深化、延展。这两件事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地缘安全和全球经济，牵动亚太局势的演变。
党的二十大重申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战略目标，亚太及中国周边地区以其重要性，自然而然成为中国推动实现有关理念的努力方向和实践场。
2022年，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将形势研究和对外交流的重点放在了亚太方向，在吸收学界多方观点和意见的基础上，撰写了以“处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地区和中国的战略选择”为主题的年度报告。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一）处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地区；（二）东盟“中心地位”锚定亚太多边主义；（三）中美能否在亚太和平共处之问；（四）中国的战略选择和亚太愿景。
第一部分 处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在冷战时期并非美苏对抗的中心地带，但是也曾长期陷入阵营对立，相继爆发了朝鲜、越南、阿富汗战争，美苏在这里还挑起过多次政局动荡和小型冲突，东盟也是从支持美国的冷战政治集团为前身发展起来的。1970年代初，随着越战结束、美国收缩，亚太国家开始调整战略，东盟试图通过加强内部团结、建立共同市场提升安全和发展系数，日本在自主发展和倚美靠美之间摇摆。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美苏关系缓和、越南自柬埔寨撤军，中南半岛局势趋稳，谋和平促发展成为地区国家政策取向的主流，各国纷纷受到亚太次区域、区域合作的吸引，建立起多重对话与合作机制。与此同时，冷战中期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东亚供应链不断扩大，以日本为先导的“雁阵模式”逐步成形，奠定了新的繁荣基础，亚太内部开始形成梯级经济发展结构。
2022年12月16日，云南红河站，当地乘客登车。当日，云南弥（勒）蒙（自）高铁开通运营，该条高铁北连南（宁）昆（明）高铁，南接昆（明）河（口）铁路，是中国西南地区出境至东盟国家铁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
中国在自身开启改革开放的同时，主动融入亚太地区构建多边合作的进程。从1970年代末至整个1980年代，中国领导层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调整为“和平与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自身的需要，也准确体现了亚太各国在同一历史阶段对地区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的追求。中国修好与东盟、日本等亚太国家的关系，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重塑中南半岛和平和参加斡旋柬埔寨问题的国际谈判，在亚太地区推动和平合作的姿态得到广泛认可和欢迎。1990年代起，中国深度融入和积极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同时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全面参与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并在柬埔寨维和、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议程的维护者、贡献者和塑造者。
冷战结束后的30年间，亚洲维持了总体和平，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其他地区的动荡不安、战乱起伏形成鲜明对比，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亚太和平与发展局面是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所有地区国家联手塑造的。搁置主权争端、淡化安全矛盾、聚焦经济发展，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做出的选择。即便是美国，在将全球战略重心置于中东、欧洲一线的同时，也没有放弃经营亚太，加入和参与倡议了包括“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在内的几乎所有亚太区域对话和合作机制。
也是在这30年间，中国后来居上，成长为亚太和平与发展的主导方之一，并且通过亚太走向世界。中国与亚洲各国建立起伙伴关系，不仅在贸易、投资、基建、财金、人文等领域强化合作，更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10+3和中国倡议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等渠道开辟和深化制度性联系，中方提出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地区发展观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被广为接受。这一时期，亚洲经济的全球占比从1992年的28.7%提升至2021年的39%（按购买力平价计为47.5%），2021年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3.8%；中国经济的亚洲占比从1992年的6.5%提升至2021年的46.3%，GDP规模比日本、印度、韩国、东盟的总和还要多，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21年分别高达50%和25%。随着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亚太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倚重和疑虑同步增长，这种“与强为邻”的矛盾心态在国际政治中并不鲜见。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和中国崛起促使美国关注亚太。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洲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十年”的演变：第一个十年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原苏联空间”的解构和拉拢上，不惜在前南动武。第二个十年聚焦反恐，并以此名义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推进大中东民主改造。目前仍在演进的第三个十年将战略目标锁定中国，并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注意力向亚太地区聚拢。
奥巴马后期，美国宣示“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意欲“转身亚洲”牵制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但当时美国仍在“两面下注”，试图遏制中国和从对华接触合作中获利“两不耽误”。特朗普时期的美国走向“战略清晰”，把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推出“印太战略”，对华进行全政府、全方位、全领域的打压，甚至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制造意识形态对立。
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基调，进一步强化布局，调整了前任“打乱仗”的激进模式，“稳、准、狠”地推进脱钩，试图将中国从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剥离出去。一是将竞争重点集中到科技领域，对中国能力的增长采取更严格的限制、隔离措施，制定非自由经济的产业政策，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和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新规。组织盟友伙伴重组供应链，从“离岸外包”转向“近岸外包”“友岸外包”，试图摆脱关键产品对华依赖。这一系列做法导致美国曾经大力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被不断削弱。二是安全上采取“小动作”。以“切香肠”方式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激活“以台制华”，包括继续售台武器、国会议员团常态化访台、助台拓展国际空间等，试探、踩踏中方红线。三是升级“印太战略”，在中国周边组建基于不同任务组合与协作模式的圈层，叠床架屋地编织“网格化”布局。推出包括加强数字贸易经济、提升供应链韧性、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税收和反腐败合作等内容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经过连续三届政府历时十几年的持续调整，美国在亚太的强势“回归”呈现系统性的特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和“印太战略”高度聚焦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强调“形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shape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around Beijing），实则是与中国抢资源、争朋友，对冲“一带一路”等中国主导的地区合作项目，把诱拉亚太各国和分化中国的周邻伙伴关系网络上升到全球战略高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试图把战略竞争的主题强加给亚洲，使得这种“竞争”成为不仅是中美之间的、也是所谓“自由民主世界”与所谓“威权专制世界”之间的矛盾，从而以此框定地区议程，拖拽着亚洲走向体系对立的深渊。其根本目的是塑造美国对亚太的主导地位，从而切实保住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如果按照美国的路径走下去，亚太难免会形成“一个地区，两个体系”的局面，整个世界也将因此而走向分裂。
就在中美战略博弈作为一条矛盾主线日益左右亚太形势发展变化的同时，亚洲内部固有的问题也在发展，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是，众多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悬而未决，这些问题多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在域外力量卷入的冲击下愈发复杂难解。南海局势在2022年虽然总体平稳，“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取得新进展，但是一些国家非法扩建所占中国岛礁、勘采油气资源并联合域外国家加强针对中国军事制衡的行为仍未休止。
二是，国家分裂主义、地方分离运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由于在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些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搞“台独”分裂活动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海局势持续紧张。2022年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亚太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越南、菲律宾、缅甸等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持续受到国家分裂主义、地方分离运动影响。
三是，一些国家发展道路仍未定型，政局不时出现动荡，给外部势力介入提供机会。缅甸政局变动后的紧张局势未有缓解，来自东盟的调解不得其门而入。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自我改革，“原苏联空间”仍在艰难消化苏联解体的后果。
四是，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财政安全漏洞百出，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双重作用下爆发债务危机并且外溢。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在2022年的经济困难和政局波动即是这方面典型。
五是，局部意义上的民族宗教矛盾尖锐，在西亚、南亚和中亚仍然存在暴恐和动荡土壤。阿富汗问题是亚洲长期疮疤，美国自阿富汗仓惶撤军后，未能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后续人道、粮食危机和在美被冻结资产问题，使阿问题重新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
六是，在大国战略博弈和军事联盟协从效应的刺激下，不同历史阶段热战、冷战的遗留问题，比如朝鲜半岛的南北对立和核紧张在2022年下半年持续升温，有重新激化甚至爆发冲突的危险，亚太新一轮常规军备竞赛乃至战略军备竞赛也初露端倪。这些历史和内生性矛盾同大国竞争、外部冲突效应相叠加，存在被激化和放大的风险。
亚洲在冷战后的主要成功经验在于，地区内国家坚决锁定经济发展的优先议程，选择和平合作、利益交融的路径，不断增进互信，实现梯次繁荣和安全与共。在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高地的过程中，亚洲国家的安全自主性要求显著增长，建立起缜密交错的战略对话机制和功能性合作网络，中小国家成功调动域内外大国为亚太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保障和公共产品，一个以合作为主轴的协调可期的中美关系便是其中重要内容。然而现在，面对复杂激荡的世界变局和不断加剧的大国竞争，亚洲的和平与合作共识遭遇挑战，多国内部矛盾暗流涌动，彼此分歧再度突出，维系区域合作的要件开始松动。亚洲步入一个冷战后不曾有过的彷徨阶段，走到新的“十字路口”，面临的选择是继续遵循基于协商一致、平等相待、经济发展优先的地区合作模式；还是突出安全关切，按照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大国亲疏和供应链角色划线，选边站队、走向分裂？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地区国家并未选择盲从。众多亚洲国家对美国有着安全上的需求和购买力市场、数字技术等方面的期待，心中不乏对美国更加关注和更多投入的期待。同时，面对壮大起来的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希望采取包容性的“亚洲方式”而非排他性的“美制架构”平衡中国。亚洲国家普遍对地区合作议程有自己的坚守，对安全议题泛化的趋势保持警觉，希望继续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和区域治理的现代化。各国支持以对话合作方式解决安全关切，不认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供应链的综合安全问题仅凭一个地区联盟就可以得到解决。韩国总统尹锡悦去年6月出席北约峰会发表演讲时就明确表达了这个意见。
亚洲国家看重中国的发展能力和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潜力，普遍不赞成在完善地区框架时排斥中国的利益。即便是得到美高度重视的印度，在参与美日印澳四国合作（QUAD）时也抵制了美将该机制军事同盟化的企图。不少亚洲国家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和独立自主意识，反感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行为方式，不接受所谓“自由民主对威权专制之争”的叙事，美国的价值攻势不仅缺乏吸引力，反而引发它们对自身政治安全的担忧。
上述复杂的顾盼心态在亚洲国家当中有较大共性，这决定了它们面对变局，更大的可能性是根据时之所向、势之所倚、利之所至，做出自己的“不选之选”。面对因大国竞争、发展失衡、内生问题持续等而不断扩大的“地区鸿沟”，外交务实主义在亚洲相当普遍，多数国家会在中美两国分别提供的利好面前“按图索骥”，各取所需。固然，也有少数国家存在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想法，欢迎美国“重返”，主动加入或者配合拜登政府做出相应的战略安排；还有一些国家存在较大摇摆性，试图左右逢源，甚至想从中美争斗中渔利，但是，绝大多数地区国家拒绝选边站队，不愿成为大国竞争的场域或工具，将竭力发挥牵引和协调作用，确保自身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