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以来，伊朗接连出现了诸多以起火和爆炸为鲜明特征的“安全事故”，最近的一起是7月19日伊斯法罕一家发电厂发生爆炸。其中有不少“事故”发生在伊朗的敏感设施，比如6月26日帕尔钦军事基地的军火库爆炸，该地区隐藏有伊朗地下隧道系统和导弹生产基地；7月2日纳坦兹铀浓缩厂发生爆炸和火灾，伊朗原子能机构称这次爆炸“让伊朗的核计划推迟了数月”；7月4日，伊朗西南部阿瓦士的一座发电站发生火灾，同日霍梅尼港的喀鲁恩石化厂发生氯气泄漏事件；7月10日德黑兰北部一处陈旧房屋的地下室发生爆炸，也有媒体报道称，爆炸发生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仓库。
另一方面，随着今年1月巴以“世纪协议”最终出台、新冠疫情在中东地区的大面积肆虐，以及也门和利比亚战事不断吃紧，都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的复杂演进增添了新的变数。当前伊朗核设施、军火库、发电站、石化厂、造船厂、医疗中心等涉及国防、国民经济和民生关键部门发生的高频率“事故”，不得不令国际社会产生高度关注，并由此产生诸多联想和猜测——谁会是当前伊朗在不足一个月内接连不断发生火灾与爆炸的“幕后黑手”？美国与以色列“当仁不让”成为伊朗方面明显的矛头所指。这究竟是阴谋论作祟，还是基于理性的合理怀疑？这些连环“事故”究竟是偶然的普通安全事故，还是敌对势力蓄谋已久的国家安全威胁行径？
一时间，孰是孰非似难有定论。
不是每次“事故”背后都有一只“黑手”
事实上，阴谋论与安全泛化不仅是现代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古已有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并成为全球规范之前便在各大洲的古老文明中广泛存在。就伊朗近期的系列“事故”来看，其发生地点分布广泛，涉及部门类别多元，爆发时间较为连贯，美以是否具备在伊朗多地针对诸多关涉该国国计民生的关键设施，在短时段内展开密集的袭击行为，实在值得商榷。倘若这些“事故”皆为美以所为，那么这一局面与伊朗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地区军事强国的国家实力之间存在巨大反差。不仅如此，这对于伊朗此后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国家形象而言都将会是巨大挑战。
但就纳坦兹核设施“事故”这一个案而言，伊朗乃至国际社会将矛头指向美国与以色列便是一种具有充足理由的合理怀疑。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伊7月7日也公开指责以色列要为纳坦兹事件负责。事实上，美以长期对伊朗的核计划与核活动保持高度警惕，以色列通过各种手段削弱乃至摧毁敌国的核设施早有先例，美国更是在伊核问题上“穷追猛打”。特朗普政府甚至罔顾国际观瞻和国际法，单方面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这使得伊朗通过打“提升浓缩铀丰度牌”试图对美反制。
诚如《耶路撒冷邮报》引述一名伊朗官员的话语，即伊朗方面认为是网络攻击引发了此次爆炸和大火，而数年前美以都被认为对伊朗核设施展开过网络攻击。在美国内部，与总统特朗普“较劲”不断的《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这是美以“低强度冲突秘密袭击”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清除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官并挫败伊朗核计划。
因此，伊朗这一个月内的诸多“事故”极有可能并非出自同一只“黑手”，而是存在着偶发普通安全事故与“外部势力”蓄谋袭击事件相交织的可能性。事实上，伊朗因核问题曾长期遭受国际制裁，加之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重启对伊制裁，伊朗在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维护与更新上确实面临较大困境。再加上伊朗近年内部的政治纷争和剧烈社会动荡，以及部门间协同能力的相对弱化，也为普通安全事故和国防安全上的“乌龙”事件提供了可能，年初伊朗方面因“人为失误”所导致的“乌克兰客机事件”便是例证。
美以伊都不想“搞事情”
尽管伊朗以纳坦兹核设施事件为代表的系列“事故”吸引了全球目光，美以伊三方也通过不同方式放话来进行立场性的解读，如以色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就表示：“世界各国很多人都在怀疑我们，但我认为这不是事实，并非伊朗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必然与我们有关”；以色列外长阿什克纳齐则一方面称“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便是不允许伊朗拥有核能力”，另一方面又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采取的行动最好不要说出来。”
不难发现，这些虚实相间的言论距离以上事件“真相”的最终水落石出仍有较长的路要走。伊朗试图对近来系列“事故”的追责很大程度上只能是自说自话，其单方面的调查结果也将被美以毫无悬念地否认。就国际关系史而言，诸多当下的热点事件只能在若干年后待其成为历史后通过档案解密等方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还原真相，如以色列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在一段时期内便保持着“做而不说”的基本态度，而有些事件甚至会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
2019年5-6月，美伊博弈加剧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的系列油轮破坏事件，虽然美国一口咬定伊朗是“罪魁祸首”，但伊朗矢口否认。此次纳坦兹核设施事件未对伊朗造成致命影响，系列“事故”也会像去年的系列油轮破坏事件那样在其新闻热度退去后不了了之。
今年年初的“苏莱曼尼事件”令美伊对抗加剧并给人战争将一触即发之感，但美伊双方在此冒险性的战争边缘事件后均保持了极大克制，美国重新回到除武力直接对抗手段以外的极限施压和超强遏制之路上去。
与美国承认通过无人机暗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所引发的伊朗政府与民众强烈的殉道复仇和战争情绪所不同的是，在纳坦兹核设施事件和帕尔钦军火库爆炸事件上，即便是伊朗官方也仍未对此做出正式结论，一些民众也流露出不解与疑惑的情绪。不仅如此，伊朗一方面释放合理怀疑美以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宣布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主要原因”，这实际上呈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冷处理态度。
纳坦兹等系列“事故”所代表的“低强度”事件很难使伊朗与美以之间已有的冲突陷于失控境地，但该事件会部分加剧美以与伊朗之间以核为重心的全方位博弈的强度，伊朗在也门和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及其对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的安全威胁是其重要的反制手段。
除了美以伊仍然都面临严峻疫情形势外，就美以方面而言，特朗普的选战之路面临诸多变数，而内塔尼亚胡借“世纪协议”兼并约旦河西岸诸多犹太定居点的努力也遭遇巨大阻力；就伊朗方面而言，除了处决“美国间谍”外，仍公开致力于挽救签署刚满5年的伊核协议，并声言该协议尚未遭不可逆损害。
正是由于美伊阵营各自存在主客观上的制约因素，伊朗系列“事故”很难成为新一轮中东体系性动荡的导火索，“斗而不破”仍将是美伊阵营间的基本战略态势。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