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局近日发出声明，宣布终止与教协的合作。香港教育无疑将迎来一个“去教协化”的过渡期与“无教协”的新时期。前者，是对香港教育界和教育工作进行再清理的过程；后者，是香港市民对香港教育乃至社会再出发的愿景。
对于教协如何为祸香港教育，社会各界已经做过很多揭露。笔者想强调两点：一是不要低估了教协的言论迷惑性和业界对它的依赖性，这些都直接关系到进一步采取执法行动可能会遭遇到的难度和挑战。所谓言论迷惑性，就是指教协很擅长用诡辩的语言来掩饰其政治行动。例如，在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中，当人们追问教协是否反对国民教育时，他们的回复是“支持国民教育，但反对洗脑式国民教育”，实际上是把国民教育污名化、妖魔化。又如在历次政治事件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教协鼓动组织罢课的身影。一个教师团体组织罢课，当然非同小可，这会直接损害学生学习利益。因此，教协又发明一个口号：罢课不罢学。以这种诡辩的语言，一方面不影响其政治行动的组织动员效果，另一方面又降低了这种行动在教育专业操守上的不正确性。明明是组织学生前往违法“占中”的现场，以求增加所谓的示威人数，却又打着组织学生到现场进行通识教育的专题研习活动的旗号，假学习之名，行政治之实。最后，在最为大是大非的反对“港独”问题上，教协一贯的响应就是“不支持港独”，绝不明确表示反对“港独”（除了在被央媒点名批评之后）。不支持，就是听之任之，就是看到学校有部分师生涉嫌参与“港独”活动，也是不会予以反对和批评，更别说经常发出诸如“特区政府要检讨为什么社会出现港独”之类转移视线、混淆是非的言论。在对其进一步采取执法行动之时，不要低估了教协这种“讼棍式”的“抗辩”程度。另外，毕竟它是一个经营了几十年的组织，号称拥有数万会员，更有几家超市和网购中心提供廉价消费品给教师会员，业界人士对它有某种消费习惯甚至职业情感上的依赖，也是可以预期的。因此，如果特别行政区政府真的要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时，教协很可能会利用这些情绪惯性，诉诸悲情，配合上述巧言令色的所谓法律“抗辩”或者“上诉”行动，以增加完全不必要的政治炒作和社会纠缠。
二是不要低估了移花接木的可能性，一方面教协拥有庞大的资金、超市和网购实力，另一方面所谓团体，说到底也是由人特别是核心人物构成。前者，如果有人成立新的公司平台以部署转移呢？后者，如果金蝉脱壳，跑人不跑庙呢？正如反对派阵营中仍存在庞大的工会组织联盟，如果核心人物自动退出教协，然后转移到反对派阵营的工会组织联盟内成立新的教协呢？一言以蔽之，这个清理工作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需要特区政府及有识之士细心统筹，精准推行。不仅要彻底解决问题，更要避免在解决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炒作喧嚣。
教协之祸，在于携工运之便，假专业之名，行反对派政治之实。前两者是手段，后者是目标。这种操作不仅搞得香港社会日趋政治化、极端化，也搞得香港教育乌烟瘴气，教师声誉大受家长和社会各界质疑，教育品牌每况愈下。因此，要开启新时期，就必须对症下药：为教育去政治化、还教育应有之专业，把业界权益和教育议题适当分开。过去香港有个古怪现象，就是把教师权益问题与教育问题混为一谈，把教师的饭碗问题与教育问题当成一码事。教育问题，应该是课程、考试、学生成长、价值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师资培训等专业问题，但在教协上述手段与目标操作下，每当社会讨论教育问题时，教协为了囊括足够的教师选票从而赢得立法会议席，最后都会把教育问题偷换成维护教师权益问题，把任何教育改革都转换为影响教师工作量甚至饭碗的问题，煽动教育界反对一切变化，从而既收割了选票，又阻止了任何有益的教育改革，国民教育的倒下就是经典一例。教协更借立法会议席之利，推动反对派在教育领域的渗透与洗脑，从而酿成有师生参与违法“占中”和“黑暴”事件的恶果。
因此，要开启教育新时期，一是必须把教师权益与教育问题严格分开，合法正当权益应该受到保护，但必须与选举政治和教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分开，任何教育团体和政团都不能再走教协这条借工运、假专业而赢选举的旧路、邪路。二是必须从教育专业的角度来重整香港教育，教育局应该重整各级教育政策咨询架构，不仅要吸纳社会各界的持份者，更要吸纳教育学者专家，为香港教育建言献策，真正为国家、为特区培养德才兼备之人才做最优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作者是香港教联会副主席、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