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寓大楼里的谋杀案》（Only Murders In The Building）之前，对赛琳娜·戈麦兹（Selena Gomez）只闻其名，并没有真的记住这个歌手兼演员。比起从迪士尼童星时代便认识她，知晓她和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情感曲折，知道她的红斑狼疮和肾脏移植，看着她成长为在体育馆叱咤风云的人，从小荧幕上认识她的方式好比是倒叙，应该也会是赛琳娜本人更希望的初识方式。
赛琳娜·戈麦兹
《公寓大楼》里她演梅宝，时髦的纽约客，一套套行头被《Vogue》奉为大都会秋冬季着装宝典。和两个云里雾间的老顽童搭档相比，梅宝证明了冷静和聪敏与年龄无关，和阅历尤其是带有创伤性的过去很有关联。梅宝悦耳的女中音善于嘲讽，是那种爱翻白眼容不下任何bullshit的角色，内心还是很温暖的。她不幸的过去和精神问题增添了角色的光彩。只要想一想，这样一个纽约丽人也会被过去缠绕到窒息，竟会遇到想伤害她的人，能得到不少安慰。
坚冷外表和一部分的脆弱内心构成梅宝这个角色。角色很成功，说赛琳娜面无表情演技差劲的评论，大概仍是深受她的过去的影响。潜台词是：一个童星出身，以一段著名恋爱被长久记挂的女明星，怎么会有演技可言。对她的音乐，最大声的观点亦是如此。赛琳娜·戈麦兹是一个永远在唱男孩和情事的偶像歌手，即使她在艰难地转型，也到不了某种“深度”。人们也希望她最好永远如此。观看被过去困住的当红女明星，比看见她们破茧更合人的心意。
《公寓大楼里的谋杀案》剧照
请阿莱克·凯西西恩（Alek Keshishian）执掌这部最新的纪录片《我的思想和我》（Selena Gomez: My Mind and Me），赛琳娜的意图很明确。她希望，凯西西恩能再现《与麦当娜同床》（Madonna: Truth or Dare, 1991）的水准，把一个女明星的心灵风波凝固成影像，供大众观赏。拍摄《与麦当娜同床》时，麦当娜是真正的先锋，同类的制作几乎没有。
三十年后的今年，虽然顶级女歌手们争先恐后地出品这种内心剖面式的纪录片，麦姐的先锋之作依然是个中翘楚。在这一类自我塑造，传递精神特质的纪录片中，女星们精心计算坦诚的程度，要流多少次眼泪，表现出几分倦意、悔意和退意，生气和暴躁控制在什么程度，不安与惶恐是否会多到让人不适。基本的配方已定。
《我的思想和我》不能免俗的也具有以上的特点，不过它有它的特别。它比同类作品选取一段时期（通常是一场巡演或一张新专辑）的做法更加进化，焦点更专注——赛琳娜的精神问题：躁郁症、精神错乱；对红斑狼疮复发的恐惧一直萦绕着她；她从未停止担心自己“不够好”，害怕辜负他人的期许。
纪录片《我的思想和我》
纪录片抓取了几段带来心境改变的移动。赛琳娜回德州老家，和邻居、朋友、校友寒暄。赛琳娜去非洲参加公益活动，在与当地年轻女性的交流中获得内心平静，并在为期一周的旅行中，变得依赖这种逃遁。赛琳娜去伦敦宣传，对无法和他人真诚地交流而生气烦躁。
对拥有正常生活经历的人来说，赛琳娜感到触动、改变情绪的情境，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她在老家得到善意的欢迎，但并没有和任何人产生深度的交流，仅仅是走马观花而已。她自己也说，七岁就开始工作，半工半读，大量的时间花在片场，没在学校和街区留下多少回忆。肯尼亚慈善之旅就更加像明星通稿般肤浅。她像生活在梦幻泡泡里的人，笑问当地女学生是否渴望恋爱。女生给她一个标准答案：“我想先读书，再想恋爱的事。就像造房子要先打地基一样。”赛琳娜惊喜得好像听到一种全新的说法。
这部纪录片里的赛琳娜，会令看官产生不同的想法。确实，在很多场合她显得肤浅，夸张，幼稚，小题大做，活脱脱一个“没有在现实中生活过的”玻璃人。但是谁又能说，她的情感是虚构的，她所处的现实不是现实的一种？赛琳娜的确体验到各种强烈的情感。她会为媒体问傻问题，采访者不听她说话而生气，“简直是在浪费生命”。她也真的想要了解别人。吃过肉体生病的苦，她感叹这下能够理解病痛缠身的老邻居了；经历过精神问题的折磨，她很高兴总算能理解有同样困扰的其他人。
尽管情节浅陋无趣，强烈的情感和沟通的渴望却是真实的。这种双重性把纪录片变成明星生涯的隐喻。明星活在银幕和舞台上，制造虚构而闪耀的梦，为普罗大众提供逃离现实的空间。明星的私生活亦时时暴露，构成星辉的一部分。他们半推半就地开放私生活供人观看指摘，为此自伤，也知道这是必不可少的。
纪录片中的赛琳娜表现出很强的逃遁欲望。她屡屡被媒体追问贾斯汀·比伯，尽管他们早就解除恋爱关系。她担惊受怕，怕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不够好，不被人认真对待，无法脱离迪士尼童星的“产品属性”。矛盾的是，老想出逃的赛琳娜，正自觉地把自己暴露在镜头前，向大众展示这一点。这个抗拒被观看的形象，也拒绝展示憔悴。影片中赛琳娜的外表从未失去靓丽。她无精打采，眼睛半睁地被梳妆打扮，把双手放进甲油胶烤灯，然后持续地带着这种倦怠出现在各种场合，妆容精致，眼神迷离，美丽的圆脸任何时候都不会垮塌。
观众可以在她的逃逸过程中看到自己。赛琳娜去了肯尼亚就不想回归工作。她在影片中表现出对工作既不安又厌倦的状态。女助理问她：“你为什么不想回去，为什么不想打开手机，为什么那么讨厌现实？”赛琳娜的现实（工作），就是我们的虚构世界。她想逃离的，正是我们渴望的。她的抑郁带来的时刻疲劳状态，是一种人人都患过的现代病。
纪录片《我的思想和我》剧照
赛琳娜和观看她的人们，很像伍迪·艾伦在《开罗紫玫瑰》（1985）中所作的镜像比喻。痴迷电影的女主角向往着银幕上的生活，银幕里的虚构角色却一心想逃出其中，进入真实的世界。这种努力注定是一场空，他们最后也只能各归其位。虚拟的角色随着电影下档而消失，女主角则继续日复一日地注视着闪闪发光的银幕做梦。
赛琳娜或者几乎所有的明星，都和常人过着错位的生活。她在影片中自述，小时候觉得工作挺好，可以不用待在家里和学校，去外面吃吃喝喝唱唱跳跳。长大以后，工作变成赛琳娜想逃避的现实。普通人可以向银幕寻求逃避之所，明星赛琳娜却无处可逃。她就像《开罗紫玫瑰》里那个急切逃往现实的虚构角色，情感炽热，经验匮乏，虽然可笑，却能激发出旁人纯真的情感。
这种错位的观照，或许才是我们对明星纪录片百看不厌的真正缘故。更何况赛琳娜·戈麦兹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她的逃逸欲望比其他当红女性更旺盛，她的疲劳感更具有压倒性。当别人在纪录片中一面流露情绪，一面拼命创作和排练，她几乎抹去了勤奋的一面，只保留一个不快乐的、迷茫的形象。
赛琳娜想在纪录片中展示明星的消极一面。这一面是人生的常态，脆弱、迷茫，没什么雄心抱负，不追求快乐，也无法逃避痛苦。赛琳娜把自己去政治化（如今的顶级女歌手都难免），没有就行业内的不公、大众的敌意或者命运的乖张作积极的声讨。她以展示深深疲倦的方式，反抗了美国人普遍奉行的快乐价值观，即人必须追求快乐，无法快乐起来的人是可耻的。她说：“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你可以感到悲伤。”她身体力行地告诉观众，人可以厌倦工作，妄想逃避现实，也可以缺乏生活经验，时常倍感压力，偶尔精神错乱。这些都不妨碍你仍是一个光彩照人的人，就像赛琳娜·戈麦兹本人一样。至于“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高层次的目标，无可奉告，她本人也正在寻找中。
作为观众的你，会因此而感到些许安慰吗？
纪录片《我的思想和我》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