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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之书”呈现沈曾植遗墨手稿,曾影响了于右任、王蘧常

2021-05-24 10:00  澎湃新闻   - 

沈曾植(1850—1922),晚号寐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中国大儒”,他的书法,碑、帖并治,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其学术及艺术造诣对后世影响深远。近现代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蘧常等皆受沈书的影响。  
 
澎湃新闻获悉,5月21日,“通人之书——沈曾植遗墨展”在浙江图书馆开幕。展览以沈曾植手稿为主,展出六十余件作品,内容涵盖诗词文稿、书信手札、金石题跋、研究笔记等,也有一些为习字手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面世。
 
沈曾值(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有 160 多个,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官至安徽布政司。在学识方面,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精通史学、佛学、边疆地理之学,著有《无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乙卯稿》。他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誉称“中国大儒”。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沈曾值(1850—1922)

沈曾值(1850—1922)

展出现场 杭州网 图

展出现场 杭州网 图

沈曾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中国大儒”,他的书法,碑、帖并治,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其学术及艺术造诣对后世影响深远。王国维先生曾痛挽沈曾植,称其“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沈曾植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五任学政,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国藩是他的学生,曾为其作行状。其父沈宗涵,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沈曾植兄弟四人,姐妹二人,他居第四,故又称“四先生”。在他两岁时,祖父逝世;八岁时,父亲逝世。自此家道衰落,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从小跟着母亲及长兄沈曾棨诵读唐诗。尽管困难,他母亲还是请来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等为他授课,遂立“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志。
 
他的一生,学术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有心在政治上施展抱负,却未遂愿,反而成就了在晚清学术上的领袖地位。除了上述史学、律令与舆地方面外,还有佛学、经学、考据、道藏、诗学、书学等方面的成就。诗学方面,他被推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主张学诗要通“元嘉、元和、元佑”三关,识见宏通,在清季实难其匹。 
 
关于沈曾植的书法艺术成就,其学生金蓉镜曾写道,“即以八法言之,精湛淹有南北碑之胜,自伯英、季度、稿隶、丛冢吉石,无不入其奥窔。有清三百年中,无与比偶,刘文清且不论,即完白、蝯叟为蜾扁书,驰骤南北,雄跨艺苑,亦当俯首。晚年应接品流,长㡧大卷,流而益雄。散落海上,如次仲一翮,山川为之低昂,可以知其书学之大概矣。”此外,其学生王蘧常写道,“师之书法,雄奇万变,实由读破万卷而来。所以予先论师之学问,然后再及於书,后之学先生书者,其在斯乎。”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书法艺术是书法家的自身涵养、文学功底、学问积蓄、学识个性和天赋、气质等贯融的表现。 沈曾植 草书四屏

沈曾植 草书四屏

沈曾植题跋手稿(正反面书)清稿本

沈曾植题跋手稿(正反面书)清稿本

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
 
中举后,开始学包世臣,并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曾有诗曰:“百年欲超安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历程。又“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有关。一方面接触北土书家,另一方面,开始收集碑帖拓片,钻研书学。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既有艺术的眼光,也有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今后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他一直主张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晚年“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观点是一致的。其晚年书法,在用笔提按方面,受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曼陀罗寱词

曼陀罗寱词

记先太夫人手书日用账册

记先太夫人手书日用账册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激情。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1921 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亦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是“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几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不提出而已,不得而知。
 
据悉,此次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沈曾植撰《曼陀羅寱詞》未刊稿本;第二个部分为海日楼文稿,其中多篇原稿在钱仲联先生编著的《海日楼文集》中出版全书均为沈曾植的学术性文章,按文体编订,分四卷,其内容囊括了沈氏的政治及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治学方法,以及其关于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沈曾植撰《记画地图法》《西域水道记跋》《书秦边纪略后》稿本三种

沈曾植撰《记画地图法》《西域水道记跋》《书秦边纪略后》稿本三种

沈曾植撰《瑞安先生六旬寿燕叙》清稿本.

沈曾植撰《瑞安先生六旬寿燕叙》清稿本.

第三个部分为《寐叟题跋》原稿。《寐叟题跋》是沈曾植平时读帖鉴碑阅书之随手题于简端者,微言大义,皆其深造有得、卓然见道之言,足以启迪后世学,是研究沈氏书法渊源及其演变的重要资料,亦是研究沈氏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大观帖跋

大观帖跋

沈曾植润例

沈曾植润例

溥仪撰《御赐沈曾植祭文》

溥仪撰《御赐沈曾植祭文》

第四个部分包括沈曾植的生平履历、润例、哀启、溥仪御赐祭文等文献资料。
 
纵观沈氏这批手稿,信手写去,一派天机,比之于应酬书作更见性情,更可见沈曾植作为一个大学问家对于书法兼容并蓄,打通碑帖的通人之量。
 
通过这些手稿,可以看到沈氏学问涉猎之广博与精深。虽不能全面体现沈氏学问,但却足以管中窥豹,使我们见字如面,感受一代大儒的浩然风度,也是研究沈氏平生的绝佳资料。
 
开展当日,主办方同步举行“以学养书与日常书写—沈曾植书法艺术研讨会”,邀请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沈曾植生平、学术、政治与书艺展开探讨,分享近年来沈曾植研究新成果。
 
展览将展至5月28日。
 
(本文综合自浙江图书馆、杭州网及相关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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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
 
作者:王蘧常
 
      沈寐叟先师,讳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一八五O——一九二 二)。清同治二年顺天乡试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以主事分刑部,擢员外、郎中,凡十八年, 谳狱平恕。寻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 俄窥我东北、而日本亦自奋东陲,与俄相轧,先师请自借英款,创办东三省铁路,不果行。又力驳俄黑龙江渔业航务,俄为气沮。母忧归,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拳釁起,外侮亟,先师与盛宣怀等,密筹互保长江之策,力疾奔走强臣间,而李鸿章实主其成,所谓画保东南约也。服阕,调外务部。出授江西广信府知府,历任南昌府知府、督粮道、盐法道。擢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验学制,契国穗积博士之说,始有意冶新旧于一垆矣。二十二年,署布政使,寻护巡抚。先师治皖五年,尚礼治、 政无巨细,皆以身先,故事举而财不伤。后忤权贵,乃浩然有归志。与人书云:“骄泰以为豪、困穷而弥侈,牛饮漏舟,孰知其届?某求 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辕驹,徘徊怪鸟,求退之难。甚于求进,余不能忍而终古已。”宣统二年,乞退。鼎辛亥革命后,聘问不绝,先师不应。以壬戌冬薨于上海,年七十有三。时爱新觉罗氏小朝廷尚予谥文诚云。《清史稿》有传,然论学不多。余五十年前。曾为先师作《学案小识》,文繁不能备述,兹约举其后辈论学之辞而不肖有所见亦窃附焉。
 
  (一)太仓唐蔚芝师文治,从先师最早,其论日:“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拘虚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乾、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者浅矣。”
 
  (二)海宁王静安国维论其为学次第及方法云:“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案谓清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家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治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 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 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蘧常谨案,先生实早承其大父小湖侍郎维 矫归命于宋五子(见其门人曾国藩所作墓志铭)之教,故其为学,其初以义理辅实用,即由实用返自然。盖历三变,而每变益进:壮岁由理学转而治考据,此一变也;及服官政,又由考据转而求困世,此又一变也;晚年潜心儒玄道释之学、以求郅治之极、此又一变也。余事于岐黄、历算、音律、目录、金石、书艺等,亦无不淖极理致,惟不谈阴阳五行耳。书艺晚名益高。先师门人金甸丞蓉镜尝论之曰:“先生书蚤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论者 谓三百年来,殆难与辈。”窃谓先师之治书学,上自甲骨、钟鼎、竹简、陶器等,凡有文字者,无不肆习,余尝见其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 身,皆此类也。(然案头所置仅《淳化秘阁》、《急就章》、《校官》等数贴、《郑羲》、《张猛龙》数碑而已。)此即其一贯为学之道,唐 蔚师所传“知类通达,开物成务,拘虚一隅何为者”之意也,亦即王静安所谓“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之说也。余愧不能通其大,只能识其小,作此篇。昔赵之固有《书法论》、余集师说,名之曰《书法论提要》。于碑帖名称偶加注释,为青少年说法。
 
一 碑帖研究
 
甲 初学
 
  《宋拓阁帖跋》云“护儿生日,检此赐之。楷法人手从唐碑,行草入手从晋帖,立此以为定则。而后可以上窥秦汉,下周近世,有本有文,折衷众说耳。”
 
  《明前拓本<圣教序>跋》云:“余尝谓此碑纯然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人手,犹草书之有永师也。”(案谓释怀素千字文也。怀素书千字文甚多,今存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旧拓<圣教序>跋》云“《圣教》纯然唐法,与右军殆已绝缘。第唐人书存于今者,楷多行少,学人由行以趋晋,固不若从此求之,时代为较近也。”
 
  《宋拓<秘阁续帖>跋》云:“后人鉴古得不由此以窥寻门径乎?”
 
乙 博取
 
  《菌阁琐谈》云:“汉急就砖,仅有二十余字,犹古隶笔势。”
 
  《琐谈》又云:“王珣《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案流沙简书谓《流沙坠简》。清光绪时,英人斯坦因访古于吾国西陲,发掘罗布泊尔北古城,得汉、晋简册,载归伦敦。法人沙畹,撰著考释,但不能尽解。罗振玉、王国维合力考证,衍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戌丛残,简犊遗文三类。影印行世,号日《流沙坠简》。)
 
  《礼器碑跋》云:“《礼器》细劲,在汉碑中自成一格。流沙木简中‘始建国’、‘折伤薄’、‘急就篇’皆其体。”《与谢复园书》云:“流沙坠简,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
 
  《研图注篆之居随笔》云“完白(案完白为邓石如号。)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孙渊如有《广复古编》三十卷,(案宋张有有《复古编》二卷,以四声隶字,根据《说文》,以辩俗体之讹。元曹本有《续复古编》四卷,孙星衍又广之也。)《复古编》不必广也,此必为篆人作耳。(自注:钱十兰有《篆人录》。)钱星梧给谏称徐莘田著李斯作篆之迹为僮篇,此意亦学篆者所当知。”
 
丙 分历
 
  《全拙庵温故录》云“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犊为一体。《乐毅》、《黄庭》、《洛神》、《曹娥》、《内景》,皆写书体也;(案《乐毅论》,相传为王羲之亲书于石,石已与唐太宗同葬昭陵。后为温韬所 发,得此石,石已破裂。至宋,为高绅所得, 束之以铁,末行仅存海字,其拓本,号‘海字本’移其石、不知存亡。今所传,皆由海字本 翻刻也。《黄庭经》,相传亦羲之书,晋永和中刻。隋释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禇遂良等,皆有临本传世。《曹娥碑》曹娥,为东汉上虞女子,因父溺死,亦投江而死,五日,仅抱父尸出。度尚使其弟子邯郸淳作诔辞,立石。蔡邕夜摸其碑读之题‘黄绢幼妇,外孙韲臼’八字,即‘绝妙好辞’四字之隐语也。但今所传 《曹娥碑》法帖,则相传为王羲之书。《洛神》、《内景》已见上。)传世墨迹,确然可信者,则有陈郑灼所书《仪礼疏》,绝与《内景》笔锋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而神隽非唐人所及。丁道护《启法寺碑》(景碑为隋周彪撰、丁道护书,仁寿二年刻,在湖北襄阳启法寺。石已久快,拓本亦稀。)乃颇近之。据此以推,《真诰论》《杨许写经语》及《隐居与梁武论书语》(案谓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乃颇有证会处。碑碣南·北大同,大较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写书与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急就》为写书体,行法整齐,永师《千文》,实祖其式。率更稍纵,(案欧阳询官率更 令。)至颠、素大变矣。(案张旭怀素。)李怀琳之《绝交书》、(案怀琳洛阳人。嵇康《绝交书》,相传为怀琳仿书。)孙虔礼之《书谱》(案孙虔礼字过庭。所撰《书谱》自称为六篇,分为两卷。今所传仅总序墨迹一篇。原藏清内府,后归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至石刻传播甚多。)皆写书之变体。其原出于《屏风帖》,(案帖为唐太宗书,宋嘉泰四年,王允初刻石于余杭。元延佑三年,余杭县今尹玉昌移置县厅。有翻刻本。) 《屏风》之书,固不能得与卷轴一体也。又云:陶隐居《答武帝启》,叔夜《绝交》、《威辇》两篇,是经书体。《护德瓶斋涉笔》云:‘后汉记 云:灵帝好书画辞赋,诸为尺牍及工鸟篆者, 皆加引荐,并待制鸿部门,或出为刺史太守, 人为尚书。’案:书家以简牍、碑板为二体,碑板之盛,大抵在永平以后,亦不能甚先于尺牍也。”
 
  《高湛墓志跋》云:“大抵北朝书法,亦是因时变易,正光以前为一种,(案正光为北魏孝明帝年号。正光以前,包括太安二年寇谦之书《中岳嵩高灵庙碑》,太和十二年朱义章书《始平公造象》等龙门二十品,永平二年太原典签王远书《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永平四年郑道昭书《郑文公碑》,延昌四年《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熙平元年《刁遵墓志铭》,神龟二年《兖州贾使君碑》,正光三年《张猛龙清颂碑》、《郑道忠墓志》,正光四年《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鞠彦云墓志》,正光五年《李超墓志铭》,普泰元年《张玄墓志》。)最古劲。天平以下为一种,(案天平为东魏孝静帝年号。天平以下,包括天平二年《张法寿造象》、《司马升墓志》,天平三年《法显造象》、 《法坚法荣二比丘僧碑》,元象元年《李宪墓志》,元象二年《高湛墓志铭》,与初二年《禅静寺刹前敬使君碑》,兴和二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兴和三年《张奢碑》、《王盛碑》,武定元年《王堰墓志铭》,武定八年《冀州刺史关胜颂德碑》等。)稍平易。齐末为一种,(案包括皇建元年《隽修罗碑》,天统元年《郑述祖天柱山铭》、《房周范墓志》,天统五年《百人造象记》,武平五年《映佛岩摩崖》、《道略五百人造象》、《功曹李琮墓志》承光元年《华严 经菩萨明难品》等。)风格视永徽相上下。(案永徽为唐高宗年号。)古隶相传之法,无复存矣。关中体独朴质,惜宇文一代,传石无多耳。(案 北周传石仅元年《强独乐树文王碑》,保定四年《贺屯植墓志》,天和二年赵文渊书《西岳 华山庙碑》,天和五年《曹恪碑》,宣政元年《时珍墓志》、《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铭》等。)”
 
  《明许灵长模刻<澄清堂帖>跋》云“许灵 长模刻《澄清堂帖》。梁闻山极称道之,以为 能传古人笔意,然以宋刻原本,固不若吴周生 本清迥得真也。余所得乃有初拓本二,后拓本一。既考得《澄清》为施武子刻,(案武子名宿。) 以邢氏本(案邢氏谓邢侗,明万历二十年侗刻 《来禽馆帖》,其第四卷为《澄清堂帖》。)副置施本之旁,麟趾凤毛,殊足尽两代赏会之致情,镌刻之异势。继以此刻,终之以《海山仙馆》潘刻,(案清道光中、南海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馆法帖》、《澄清堂帖》在第一种摹古帖中。)虽 公惭卿,卿惭长,然五世同居,固是一家盛事也。”沈曾植《行书包世臣论书两首诗轴》纸本行书 127.8×66.2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沈曾植《行书包世臣论书两首诗轴》纸本行书 127.8×66.2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丁 比较
 
  《汉校官碑跋》云“余最喜此碑书法,顾恨拓书漫漶,尝集浓淡于湿数本合装之,互徵其趣。此本虽旧,而拓不工,以其为苏齐物,存之。”
 
  《宋拓秘阁本<兰亭>跋》云:“光绪壬寅,见仍垞所藏宋拓本于厂肆。竹垞自题,是南宋 御府所刻云云。以余所蓄秘阁本校之,正同。同时有游丞相藏(案罗丞相名似。)赵孟林原装之宣城本,并几同观,宣城以古穆胜,而竹垞本以丰丽胜。尹、邢同时、两无愧色。后见梁茝林 家别本赵子固落水《兰亭》,则即是此石之未裂者。于是益知朱本之贵,而余所旧蓄,亦因之敝帚自珍,声价滋重矣。”
 
戊 探源
 
  《菌阁琐谈》云:“篆画中实,分画中虚。中实莫崇于周宣(案谓《石鼓文》,石鼓初发见于陕西天兴县南。经唐韦应物、韩愈先后表彰之,始显于世。其地原为周,其文为籀,故皆以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记游猎事。至宋郑憔,始定为秦物。近人考订无异词,惟或以为秦文公时,或以为穆公时,或以为襄公时,莫衷一 是。惟吾友唐文庵兰定为献公十九年作,似最确,先师仍用旧说。鼓凡十,字多漫漶,今存故宫博物院。)而斯相没其流为栉针。中虚造端于史章(案谓史游《急就章》,已见上。)而中郎极其致于波发。右军中近实,大令中近虚。”
 
  《全拙庵温故录》云:“草书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则率更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旭、素奇矫,皆从此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神仙起居法》、即《千文》之悬腕书也。新《步虚词》,亦同步骤。而指力多于肘力,一书于壁,一书于纸也。香光虽服膺景度,展蹙之初,犹未会心,及安吴而后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迹仍未合也。偶临秘阁欧帖,用证《千文》,豁然有省。大今草继伯英,率更其征西之裔乎?又云:益部耆旧传,虽两行耳,既开率更,遂立异门。六代清华,沿于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欧阳。譬教家之空有二宗,禅家之能、秀二派已。右军别传称其部析张公之草,而穠纤折衷,乃愧其精熟,剖析二字,极可玩味。”
 
  《式古堂法帖跋》云:“刻法帖与仿刻宋、元旧本书籍同例。当具其源流所自,行款题记,一一存真,则古帖之面目不亡,而后之学者亦可据形迹以追溯神明所自,盖神明虽妙手不能传,形迹之传,非辅以确据,不能坚后人之信。《元佑》、《淳熙》两续帖,皆刻存图记,集帖旧法,固如是也。墨池刻例最谨严,《停云》详墨迹而略石刻,遂开后来草率之惭,《戏鸿》以后,无足论矣。此中诸帖,大半皆为石刻,而一字不言,令人不知为何本,此最不可解者。虞跋《黄庭》向来不见著录,至此刻始有之,味此跋中此卷云云,意者或是墨迹,然模糊影响,不可究知。后来嘉、道之间,此间遂传虞陶跋本,张叔未等皆莫能寻其源,愚颇疑黎邱之幻,端自此开,然不能据折之,益恨卞氏之藏形诧暗为无谓也。”(案本文只论书法,不言考据,而无略及之者,一以见先师考据学之一斑,一以见为学必须探源也。)沈曾植《节录世说新语》纸本章草 76.8×34.7cm 嘉兴博物馆藏

沈曾植《节录世说新语》纸本章草 76.8×34.7cm 嘉兴博物馆藏

巳 互证
 
  《张猛龙碑跋》云“昔尝谓南朝碑褐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师中郎,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宕激昂,锋距出梁鹄,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近反复此颂,乃觉于《乐毅》亦非别派,《官奴书付授受》,初觉子敬本出《乐毅》,则学子敬而似《乐毅》为不仅虎贲中郎之肖可知也。”
 
  《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云:“《刁惠公志》近大王,《张猛龙碑》近小王,此铭则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定武《兰亭》者,有可证秘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差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额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徵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辄为沉思数日。”
 
  《星凤楼祖本<黄庭经>跋》(案宋曹彦约刻于商康军、由其子土冕蹬成之。明时已流传极少,今更鲜见矣。)云:“此《星凤》祖本也。画中圆满,非宋刻不及此。以笔法论,尚在越中石氏本上。吾甚愿学者以此与《禅静寺》同参。 因此溯《水牛山》,(案谓《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碑在山东宁阳县。上截中央,刻有佛龛,两旁题‘文殊般若,四大字,均为楷书。无建碑年月,或曰北齐末,或曰西晋,或日随时。) 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贯也。”
 
  《元晏刻本<十三行>跋》云:“元晏刻本,中画最为丰满;拟其意象,虽文殊般若,无以过之。管一虬呕血经营匠心正在此耳。此刻惟注重波发,不免与《快雪》同病。(案《快雪》谓《快雪堂帖》。清初涿州冯铨刻。出名镌刘睗若手,为世所重。后人内府,乾隆帝建快雪堂储之。今存故宫博物院。)”
 
  《与谢复园书》云:“写《郑文公》,当并参《鹤铭》、《阁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气。形质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气盛,则长短高下皆宜也。又云:云台山皆道昭书,而碑体谨严(案谓《郑文公碑》)摩崖较纵,其超逸蹈跹,真令人对之飘飘然有凌云气也。论韵格,恐在《鹤铭》上。”
 
甲 论临摹
 
  《与谢复园书》云:“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何说耶? 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亦单薄寡味,如此,便是自寻堕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亦有拟法。(案《护德瓶斋涉笔》云:‘文嘉日:子昂于古人书法至佳者,无不仿学。如元魏常侍沈馥所书《魏定鼎碑》,亦尝仿之、谓得隶法可爱。’)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
 
  蘧常案,先师早岁《护德瓶斋涉笔录·“梁山舟论书》云:“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以是刻舟求剑,得古人书,如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否?故李北海云:‘学我者拙,似我者伪],故为世之向木偶求舍利下一针砭。’又云[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知当临摹时,手在纸。眼在帖,心则往来于纸帖之间、如何得佳。纵逼肖,亦是有耳目、元气息死人。至于临摹既久、成见在胸,便欲挥洒、反不能自主矣。”然先师不着一语,推其意,或有契于刻舟求剑之说欤?与晚年所书,并无矛盾也。山舟平日作书,亦有临摹古人者,则以所言,亦一时过情之论也。
 
乙 论用笔用墨
 
  《杂札》云:“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体。并以工整专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此范围,然岂能尽。”
 
  《菌阁琐谈》云:“写书写经,则章程书之流也。碑碣摹崖,则铭石书之流也。章程以细密为准,则宜用指。铭石以宏郭为用,则宜用腕。因所书之宜适,而字势异。笔势异,手腕之异,由此兴焉。由后世言之,则笔势因指腕之用面生。由古初言之,则指腕之用因笔势而生也。”
 
  《全拙庵温故录》云“柳子厚志从父弟宗直殡云:善操觚牍,得师法其备,融液屈折, 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八字尽笔法墨之邃。”
 
  《菌阁琐谈》云:“《醴泉笔录》永叔书法取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余见赵迹佳者,多硬笔浓墨,迄明嘉隆犹然。董书柔毫淡墨,略无假借,书家朴学,可以谓之难矣。”又去:“墨法古今之异,北宋浓法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香光始开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干墨者。大略如是。与画法有相通处。自宋以前,画家取笔法于书。元世以来,书家取墨法于画。近人始谈美术,此亦美术观念之融通也。”
 
  《杂家言》云:“日本书法,始盛于天平之代,写经笔法有绝妙者。如三岛县立刚麿百济丰虫冈目左大津科野虫麿等,宫人吉备由利之迹。至今犹存。又有当时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及扇书。扇书者,在行草之间,取疾速意。释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受书法。尝奉宪宗 敕补唐宫壁上字。所传执笔法,有一、枕腕,(自注:左手置右手之下。)小字用之。二、提腕,中字用之。三、悬腕,大字用之。橘逸势传笔 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案据日本《书道》云:‘橘逸势于延历末,从空海共留学唐土,唐人呼为橘秀才。得书法于柳宗元,尝隶书宫门额。归国,以病隐居。承和九年,得罪,板筑远江,嘉样三年,赦归。赠正五位。’章士钊《柳文指耍》,诧其搜讨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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