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之书”呈现沈曾植遗墨手稿，曾影响了于右任、王蘧常

沈曾植（1850—1922），晚号寐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中国大儒”，他的书法，碑、帖并治，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其学术及艺术造诣对后世影响深远。近现代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蘧常等皆受沈书的影响。  
澎湃新闻获悉，5月21日，“通人之书——沈曾植遗墨展”在浙江图书馆开幕。展览以沈曾植手稿为主，展出六十余件作品，内容涵盖诗词文稿、书信手札、金石题跋、研究笔记等，也有一些为习字手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面世。
沈曾值（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有 160 多个，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官至安徽布政司。在学识方面，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精通史学、佛学、边疆地理之学，著有《无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乙卯稿》。他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誉称“中国大儒”。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

沈曾值（1850—1922）

展出现场 杭州网 图

沈曾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中国大儒”，他的书法，碑、帖并治，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其学术及艺术造诣对后世影响深远。王国维先生曾痛挽沈曾植，称其“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沈曾植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五任学政，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国藩是他的学生，曾为其作行状。其父沈宗涵，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沈曾植兄弟四人，姐妹二人，他居第四，故又称“四先生”。在他两岁时，祖父逝世；八岁时，父亲逝世。自此家道衰落，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从小跟着母亲及长兄沈曾棨诵读唐诗。尽管困难，他母亲还是请来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等为他授课，遂立“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志。
他的一生，学术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有心在政治上施展抱负，却未遂愿，反而成就了在晚清学术上的领袖地位。除了上述史学、律令与舆地方面外，还有佛学、经学、考据、道藏、诗学、书学等方面的成就。诗学方面，他被推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主张学诗要通“元嘉、元和、元佑”三关，识见宏通，在清季实难其匹。 
关于沈曾植的书法艺术成就，其学生金蓉镜曾写道，“即以八法言之，精湛淹有南北碑之胜，自伯英、季度、稿隶、丛冢吉石，无不入其奥窔。有清三百年中，无与比偶，刘文清且不论，即完白、蝯叟为蜾扁书，驰骤南北，雄跨艺苑，亦当俯首。晚年应接品流，长㡧大卷，流而益雄。散落海上，如次仲一翮，山川为之低昂，可以知其书学之大概矣。”此外，其学生王蘧常写道，“师之书法，雄奇万变，实由读破万卷而来。所以予先论师之学问，然后再及於书，后之学先生书者，其在斯乎。”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书法艺术是书法家的自身涵养、文学功底、学问积蓄、学识个性和天赋、气质等贯融的表现。 

沈曾植 草书四屏

沈曾植题跋手稿（正反面书）清稿本

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
中举后，开始学包世臣，并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曾有诗曰：“百年欲超安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历程。又“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有关。一方面接触北土书家，另一方面，开始收集碑帖拓片，钻研书学。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既有艺术的眼光，也有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今后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他一直主张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晚年“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观点是一致的。其晚年书法，在用笔提按方面，受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

曼陀罗寱词

记先太夫人手书日用账册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激情。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1921 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亦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是“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几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不提出而已，不得而知。
据悉，此次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沈曾植撰《曼陀羅寱詞》未刊稿本；第二个部分为海日楼文稿，其中多篇原稿在钱仲联先生编著的《海日楼文集》中出版全书均为沈曾植的学术性文章，按文体编订，分四卷，其内容囊括了沈氏的政治及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治学方法，以及其关于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

沈曾植撰《记画地图法》《西域水道记跋》《书秦边纪略后》稿本三种

沈曾植撰《瑞安先生六旬寿燕叙》清稿本.

第三个部分为《寐叟题跋》原稿。《寐叟题跋》是沈曾植平时读帖鉴碑阅书之随手题于简端者，微言大义，皆其深造有得、卓然见道之言，足以启迪后世学，是研究沈氏书法渊源及其演变的重要资料，亦是研究沈氏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大观帖跋

沈曾植润例

溥仪撰《御赐沈曾植祭文》

第四个部分包括沈曾植的生平履历、润例、哀启、溥仪御赐祭文等文献资料。
纵观沈氏这批手稿，信手写去，一派天机，比之于应酬书作更见性情，更可见沈曾植作为一个大学问家对于书法兼容并蓄，打通碑帖的通人之量。
通过这些手稿，可以看到沈氏学问涉猎之广博与精深。虽不能全面体现沈氏学问，但却足以管中窥豹，使我们见字如面，感受一代大儒的浩然风度，也是研究沈氏平生的绝佳资料。
开展当日，主办方同步举行“以学养书与日常书写—沈曾植书法艺术研讨会”，邀请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沈曾植生平、学术、政治与书艺展开探讨，分享近年来沈曾植研究新成果。
展览将展至5月28日。
（本文综合自浙江图书馆、杭州网及相关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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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
作者：王蘧常
    　　沈寐叟先师，讳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一八五O——一九二 二)。清同治二年顺天乡试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以主事分刑部，擢员外、郎中，凡十八年， 谳狱平恕。寻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 俄窥我东北、而日本亦自奋东陲，与俄相轧，先师请自借英款，创办东三省铁路，不果行。又力驳俄黑龙江渔业航务，俄为气沮。母忧归，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拳釁起，外侮亟，先师与盛宣怀等，密筹互保长江之策，力疾奔走强臣间，而李鸿章实主其成，所谓画保东南约也。服阕，调外务部。出授江西广信府知府，历任南昌府知府、督粮道、盐法道。擢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验学制，契国穗积博士之说，始有意冶新旧于一垆矣。二十二年，署布政使，寻护巡抚。先师治皖五年，尚礼治、 政无巨细，皆以身先，故事举而财不伤。后忤权贵，乃浩然有归志。与人书云：“骄泰以为豪、困穷而弥侈，牛饮漏舟，孰知其届?某求 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辕驹，徘徊怪鸟，求退之难。甚于求进，余不能忍而终古已。”宣统二年，乞退。鼎辛亥革命后，聘问不绝，先师不应。以壬戌冬薨于上海，年七十有三。时爱新觉罗氏小朝廷尚予谥文诚云。《清史稿》有传，然论学不多。余五十年前。曾为先师作《学案小识》，文繁不能备述，兹约举其后辈论学之辞而不肖有所见亦窃附焉。
　　(一)太仓唐蔚芝师文治，从先师最早，其论日：“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拘虚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乾、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者浅矣。”
　　(二)海宁王静安国维论其为学次第及方法云：“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案谓清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家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治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 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 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蘧常谨案，先生实早承其大父小湖侍郎维 矫归命于宋五子(见其门人曾国藩所作墓志铭)之教，故其为学，其初以义理辅实用，即由实用返自然。盖历三变，而每变益进：壮岁由理学转而治考据，此一变也；及服官政，又由考据转而求困世，此又一变也；晚年潜心儒玄道释之学、以求郅治之极、此又一变也。余事于岐黄、历算、音律、目录、金石、书艺等，亦无不淖极理致，惟不谈阴阳五行耳。书艺晚名益高。先师门人金甸丞蓉镜尝论之曰：“先生书蚤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论者 谓三百年来，殆难与辈。”窃谓先师之治书学，上自甲骨、钟鼎、竹简、陶器等，凡有文字者，无不肆习，余尝见其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 身，皆此类也。(然案头所置仅《淳化秘阁》、《急就章》、《校官》等数贴、《郑羲》、《张猛龙》数碑而已。)此即其一贯为学之道，唐 蔚师所传“知类通达，开物成务，拘虚一隅何为者”之意也，亦即王静安所谓“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之说也。余愧不能通其大，只能识其小，作此篇。昔赵之固有《书法论》、余集师说，名之曰《书法论提要》。于碑帖名称偶加注释，为青少年说法。
一 碑帖研究
甲　初学
　　《宋拓阁帖跋》云“护儿生日，检此赐之。楷法人手从唐碑，行草入手从晋帖，立此以为定则。而后可以上窥秦汉，下周近世，有本有文，折衷众说耳。”
　　《明前拓本＜圣教序＞跋》云：“余尝谓此碑纯然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人手，犹草书之有永师也。”(案谓释怀素千字文也。怀素书千字文甚多，今存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旧拓＜圣教序＞跋》云“《圣教》纯然唐法，与右军殆已绝缘。第唐人书存于今者，楷多行少，学人由行以趋晋，固不若从此求之，时代为较近也。”
　　《宋拓＜秘阁续帖＞跋》云：“后人鉴古得不由此以窥寻门径乎?”
乙　博取
　　《菌阁琐谈》云：“汉急就砖，仅有二十余字，犹古隶笔势。”
　　《琐谈》又云：“王珣《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案流沙简书谓《流沙坠简》。清光绪时，英人斯坦因访古于吾国西陲，发掘罗布泊尔北古城，得汉、晋简册，载归伦敦。法人沙畹，撰著考释，但不能尽解。罗振玉、王国维合力考证，衍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戌丛残，简犊遗文三类。影印行世，号日《流沙坠简》。)
　　《礼器碑跋》云：“《礼器》细劲，在汉碑中自成一格。流沙木简中‘始建国’、‘折伤薄’、‘急就篇’皆其体。”《与谢复园书》云：“流沙坠简，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
　　《研图注篆之居随笔》云“完白(案完白为邓石如号。)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孙渊如有《广复古编》三十卷，(案宋张有有《复古编》二卷，以四声隶字，根据《说文》，以辩俗体之讹。元曹本有《续复古编》四卷，孙星衍又广之也。)《复古编》不必广也，此必为篆人作耳。(自注：钱十兰有《篆人录》。)钱星梧给谏称徐莘田著李斯作篆之迹为僮篇，此意亦学篆者所当知。”
丙　分历
　　《全拙庵温故录》云“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犊为一体。《乐毅》、《黄庭》、《洛神》、《曹娥》、《内景》，皆写书体也；(案《乐毅论》，相传为王羲之亲书于石，石已与唐太宗同葬昭陵。后为温韬所 发，得此石，石已破裂。至宋，为高绅所得， 束之以铁，末行仅存海字，其拓本，号‘海字本’移其石、不知存亡。今所传，皆由海字本 翻刻也。《黄庭经》，相传亦羲之书，晋永和中刻。隋释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禇遂良等，皆有临本传世。《曹娥碑》曹娥，为东汉上虞女子，因父溺死，亦投江而死，五日，仅抱父尸出。度尚使其弟子邯郸淳作诔辞，立石。蔡邕夜摸其碑读之题‘黄绢幼妇，外孙韲臼’八字，即‘绝妙好辞’四字之隐语也。但今所传 《曹娥碑》法帖，则相传为王羲之书。《洛神》、《内景》已见上。)传世墨迹，确然可信者，则有陈郑灼所书《仪礼疏》，绝与《内景》笔锋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而神隽非唐人所及。丁道护《启法寺碑》(景碑为隋周彪撰、丁道护书，仁寿二年刻，在湖北襄阳启法寺。石已久快，拓本亦稀。)乃颇近之。据此以推，《真诰论》《杨许写经语》及《隐居与梁武论书语》(案谓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乃颇有证会处。碑碣南·北大同，大较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写书与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急就》为写书体，行法整齐，永师《千文》，实祖其式。率更稍纵，(案欧阳询官率更 令。)至颠、素大变矣。(案张旭怀素。)李怀琳之《绝交书》、(案怀琳洛阳人。嵇康《绝交书》，相传为怀琳仿书。)孙虔礼之《书谱》(案孙虔礼字过庭。所撰《书谱》自称为六篇，分为两卷。今所传仅总序墨迹一篇。原藏清内府，后归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至石刻传播甚多。)皆写书之变体。其原出于《屏风帖》，(案帖为唐太宗书，宋嘉泰四年，王允初刻石于余杭。元延佑三年，余杭县今尹玉昌移置县厅。有翻刻本。) 《屏风》之书，固不能得与卷轴一体也。又云：陶隐居《答武帝启》，叔夜《绝交》、《威辇》两篇，是经书体。《护德瓶斋涉笔》云：‘后汉记 云：灵帝好书画辞赋，诸为尺牍及工鸟篆者， 皆加引荐，并待制鸿部门，或出为刺史太守， 人为尚书。’案：书家以简牍、碑板为二体，碑板之盛，大抵在永平以后，亦不能甚先于尺牍也。”
　　《高湛墓志跋》云：“大抵北朝书法，亦是因时变易，正光以前为一种，(案正光为北魏孝明帝年号。正光以前，包括太安二年寇谦之书《中岳嵩高灵庙碑》，太和十二年朱义章书《始平公造象》等龙门二十品，永平二年太原典签王远书《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永平四年郑道昭书《郑文公碑》，延昌四年《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熙平元年《刁遵墓志铭》，神龟二年《兖州贾使君碑》，正光三年《张猛龙清颂碑》、《郑道忠墓志》，正光四年《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鞠彦云墓志》，正光五年《李超墓志铭》，普泰元年《张玄墓志》。)最古劲。天平以下为一种，(案天平为东魏孝静帝年号。天平以下，包括天平二年《张法寿造象》、《司马升墓志》，天平三年《法显造象》、 《法坚法荣二比丘僧碑》，元象元年《李宪墓志》，元象二年《高湛墓志铭》，与初二年《禅静寺刹前敬使君碑》，兴和二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兴和三年《张奢碑》、《王盛碑》，武定元年《王堰墓志铭》，武定八年《冀州刺史关胜颂德碑》等。)稍平易。齐末为一种，(案包括皇建元年《隽修罗碑》，天统元年《郑述祖天柱山铭》、《房周范墓志》，天统五年《百人造象记》，武平五年《映佛岩摩崖》、《道略五百人造象》、《功曹李琮墓志》承光元年《华严 经菩萨明难品》等。)风格视永徽相上下。(案永徽为唐高宗年号。)古隶相传之法，无复存矣。关中体独朴质，惜宇文一代，传石无多耳。(案 北周传石仅元年《强独乐树文王碑》，保定四年《贺屯植墓志》，天和二年赵文渊书《西岳 华山庙碑》，天和五年《曹恪碑》，宣政元年《时珍墓志》、《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铭》等。)”
　　《明许灵长模刻＜澄清堂帖＞跋》云“许灵 长模刻《澄清堂帖》。梁闻山极称道之，以为 能传古人笔意，然以宋刻原本，固不若吴周生 本清迥得真也。余所得乃有初拓本二，后拓本一。既考得《澄清》为施武子刻，(案武子名宿。) 以邢氏本(案邢氏谓邢侗，明万历二十年侗刻 《来禽馆帖》，其第四卷为《澄清堂帖》。)副置施本之旁，麟趾凤毛，殊足尽两代赏会之致情，镌刻之异势。继以此刻，终之以《海山仙馆》潘刻，(案清道光中、南海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馆法帖》、《澄清堂帖》在第一种摹古帖中。)虽 公惭卿，卿惭长，然五世同居，固是一家盛事也。”

沈曾植《行书包世臣论书两首诗轴》纸本行书 127.8×66.2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丁　比较
　　《汉校官碑跋》云“余最喜此碑书法，顾恨拓书漫漶，尝集浓淡于湿数本合装之，互徵其趣。此本虽旧，而拓不工，以其为苏齐物，存之。”
　　《宋拓秘阁本＜兰亭＞跋》云：“光绪壬寅，见仍垞所藏宋拓本于厂肆。竹垞自题，是南宋 御府所刻云云。以余所蓄秘阁本校之，正同。同时有游丞相藏(案罗丞相名似。)赵孟林原装之宣城本，并几同观，宣城以古穆胜，而竹垞本以丰丽胜。尹、邢同时、两无愧色。后见梁茝林 家别本赵子固落水《兰亭》，则即是此石之未裂者。于是益知朱本之贵，而余所旧蓄，亦因之敝帚自珍，声价滋重矣。”
戊　探源
　　《菌阁琐谈》云：“篆画中实，分画中虚。中实莫崇于周宣(案谓《石鼓文》，石鼓初发见于陕西天兴县南。经唐韦应物、韩愈先后表彰之，始显于世。其地原为周，其文为籀，故皆以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记游猎事。至宋郑憔，始定为秦物。近人考订无异词，惟或以为秦文公时，或以为穆公时，或以为襄公时，莫衷一 是。惟吾友唐文庵兰定为献公十九年作，似最确，先师仍用旧说。鼓凡十，字多漫漶，今存故宫博物院。)而斯相没其流为栉针。中虚造端于史章(案谓史游《急就章》，已见上。)而中郎极其致于波发。右军中近实，大令中近虚。”
　　《全拙庵温故录》云：“草书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则率更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旭、素奇矫，皆从此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神仙起居法》、即《千文》之悬腕书也。新《步虚词》，亦同步骤。而指力多于肘力，一书于壁，一书于纸也。香光虽服膺景度，展蹙之初，犹未会心，及安吴而后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迹仍未合也。偶临秘阁欧帖，用证《千文》，豁然有省。大今草继伯英，率更其征西之裔乎?又云：益部耆旧传，虽两行耳，既开率更，遂立异门。六代清华，沿于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欧阳。譬教家之空有二宗，禅家之能、秀二派已。右军别传称其部析张公之草，而穠纤折衷，乃愧其精熟，剖析二字，极可玩味。”
　　《式古堂法帖跋》云：“刻法帖与仿刻宋、元旧本书籍同例。当具其源流所自，行款题记，一一存真，则古帖之面目不亡，而后之学者亦可据形迹以追溯神明所自，盖神明虽妙手不能传，形迹之传，非辅以确据，不能坚后人之信。《元佑》、《淳熙》两续帖，皆刻存图记，集帖旧法，固如是也。墨池刻例最谨严，《停云》详墨迹而略石刻，遂开后来草率之惭，《戏鸿》以后，无足论矣。此中诸帖，大半皆为石刻，而一字不言，令人不知为何本，此最不可解者。虞跋《黄庭》向来不见著录，至此刻始有之，味此跋中此卷云云，意者或是墨迹，然模糊影响，不可究知。后来嘉、道之间，此间遂传虞陶跋本，张叔未等皆莫能寻其源，愚颇疑黎邱之幻，端自此开，然不能据折之，益恨卞氏之藏形诧暗为无谓也。”(案本文只论书法，不言考据，而无略及之者，一以见先师考据学之一斑，一以见为学必须探源也。)

沈曾植《节录世说新语》纸本章草 76.8×34.7cm 嘉兴博物馆藏

巳　互证
　　《张猛龙碑跋》云“昔尝谓南朝碑褐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师中郎，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宕激昂，锋距出梁鹄，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近反复此颂，乃觉于《乐毅》亦非别派，《官奴书付授受》，初觉子敬本出《乐毅》，则学子敬而似《乐毅》为不仅虎贲中郎之肖可知也。”
　　《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云：“《刁惠公志》近大王，《张猛龙碑》近小王，此铭则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定武《兰亭》者，有可证秘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差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额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徵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辄为沉思数日。”
　　《星凤楼祖本＜黄庭经＞跋》(案宋曹彦约刻于商康军、由其子土冕蹬成之。明时已流传极少，今更鲜见矣。)云：“此《星凤》祖本也。画中圆满，非宋刻不及此。以笔法论，尚在越中石氏本上。吾甚愿学者以此与《禅静寺》同参。 因此溯《水牛山》，(案谓《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碑在山东宁阳县。上截中央，刻有佛龛，两旁题‘文殊般若，四大字，均为楷书。无建碑年月，或曰北齐末，或曰西晋，或日随时。) 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贯也。”
　　《元晏刻本＜十三行＞跋》云：“元晏刻本，中画最为丰满；拟其意象，虽文殊般若，无以过之。管一虬呕血经营匠心正在此耳。此刻惟注重波发，不免与《快雪》同病。(案《快雪》谓《快雪堂帖》。清初涿州冯铨刻。出名镌刘睗若手，为世所重。后人内府，乾隆帝建快雪堂储之。今存故宫博物院。)”
　　《与谢复园书》云：“写《郑文公》，当并参《鹤铭》、《阁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气。形质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气盛，则长短高下皆宜也。又云：云台山皆道昭书，而碑体谨严(案谓《郑文公碑》)摩崖较纵，其超逸蹈跹，真令人对之飘飘然有凌云气也。论韵格，恐在《鹤铭》上。”
甲　论临摹
　　《与谢复园书》云：“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何说耶? 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亦单薄寡味，如此，便是自寻堕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亦有拟法。(案《护德瓶斋涉笔》云：‘文嘉日：子昂于古人书法至佳者，无不仿学。如元魏常侍沈馥所书《魏定鼎碑》，亦尝仿之、谓得隶法可爱。’)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
　　蘧常案，先师早岁《护德瓶斋涉笔录·“梁山舟论书》云：“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以是刻舟求剑，得古人书，如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否?故李北海云：‘学我者拙，似我者伪]，故为世之向木偶求舍利下一针砭。’又云[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知当临摹时，手在纸。眼在帖，心则往来于纸帖之间、如何得佳。纵逼肖，亦是有耳目、元气息死人。至于临摹既久、成见在胸，便欲挥洒、反不能自主矣。”然先师不着一语，推其意，或有契于刻舟求剑之说欤?与晚年所书，并无矛盾也。山舟平日作书，亦有临摹古人者，则以所言，亦一时过情之论也。
乙　论用笔用墨
　　《杂札》云：“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体。并以工整专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此范围，然岂能尽。”
　　《菌阁琐谈》云：“写书写经，则章程书之流也。碑碣摹崖，则铭石书之流也。章程以细密为准，则宜用指。铭石以宏郭为用，则宜用腕。因所书之宜适，而字势异。笔势异，手腕之异，由此兴焉。由后世言之，则笔势因指腕之用面生。由古初言之，则指腕之用因笔势而生也。”
　　《全拙庵温故录》云“柳子厚志从父弟宗直殡云：善操觚牍，得师法其备，融液屈折， 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八字尽笔法墨之邃。”
　　《菌阁琐谈》云：“《醴泉笔录》永叔书法取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余见赵迹佳者，多硬笔浓墨，迄明嘉隆犹然。董书柔毫淡墨，略无假借，书家朴学，可以谓之难矣。”又去：“墨法古今之异，北宋浓法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香光始开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干墨者。大略如是。与画法有相通处。自宋以前，画家取笔法于书。元世以来，书家取墨法于画。近人始谈美术，此亦美术观念之融通也。”
　　《杂家言》云：“日本书法，始盛于天平之代，写经笔法有绝妙者。如三岛县立刚麿百济丰虫冈目左大津科野虫麿等，宫人吉备由利之迹。至今犹存。又有当时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及扇书。扇书者，在行草之间，取疾速意。释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受书法。尝奉宪宗 敕补唐宫壁上字。所传执笔法，有一、枕腕，(自注：左手置右手之下。)小字用之。二、提腕，中字用之。三、悬腕，大字用之。橘逸势传笔 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案据日本《书道》云：‘橘逸势于延历末，从空海共留学唐土，唐人呼为橘秀才。得书法于柳宗元，尝隶书宫门额。归国，以病隐居。承和九年，得罪，板筑远江，嘉样三年，赦归。赠正五位。’章士钊《柳文指耍》，诧其搜讨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