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意大利卡拉拉学院藏品精选”展览正在沪展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当画家们的专注点从人的宗教生活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与外部世界以后，他们往往会在静物画里对花、对昆虫、对各种动物作高度写实的描绘。老勃鲁盖尔在《蛹蝶花瓶》里不仅是对蚕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还对它的生活史，包括它食用的植物，作了深入的研究。在热爱莳花种草的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谈瀛洲眼中，这一名作展的关注点当然也在于细节与花草昆虫。
这次在上海外滩东一美术馆举办的“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意大利卡拉拉学院藏品精选”展，共展出创作于约1441-1898年间的画作54幅。在这篇短文里，我想就写写我在观展时注意到的几幅画上的一些细节，以及它们又是怎样凸显了它们各自时代的特色吧。
一、
我想提及的第一幅画是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约作于1450年的《锡耶纳的圣伯尔纳定》。这时的意大利虽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但在这幅画上还是能看到中世纪宗教画风的余韵。中世纪宗教画的特点，就是高度程式化，人物枯瘦、古板、僵硬。圣伯尔纳定是一位宣扬并且实践禁欲和苦行的方济各会修士。画中的他套着一袭僧袍，把身体从头到脚给遮住了，只露出一张枯黄干瘪的脸，双眼谦逊地低垂着。他抄拢的双手，抱着一本他显然经常翻阅，封面已经破旧的书。虽然上面没有书名，但我们可以猜到那是一本《圣经》。
《锡耶纳的圣伯尔纳定》安德烈亚·曼特尼亚 1450
29.6 x 21.3cm 木板蛋彩画
©Fondazione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
尽管看不到他的身体的任何细节，但透过他的僧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肉体的枯槁。这是一位注重精神生活，忽视乃至压抑肉体欲望的狂热宗教徒的画像。这幅画的画中人物和绘画风格，仍大部分属于虔信宗教的中世纪。
二、
第二幅我想提到的画，则是吉罗拉莫·真加在1516-1518年间所作的《圣奥古斯丁为新教徒洗礼》。
《圣奥古斯丁为新教徒洗礼》 吉罗拉莫·真加 1516-1518
49x91cm 木板油画
©Fondazione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
画面中央披着一件红斗篷的圣奥古斯丁身形瘦小，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最吸引观者目光的，反而是已经进入或将要进入洗礼盆的四个男子：和前面提到的那幅画中的全身被袍子罩住、形容枯槁的圣伯尔纳定相反，他们身材魁梧，肌肉发达，正在或已经脱去袍子，裸露出身体。尤其是画家对最右边的一位正在脱去袍子的男子的背部、臀部和腿部的发达肌肉的精确描绘，不由得让我想起那年去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时，在那里看到的对男子肌肉和骨骼有精确与生动表现的古希腊雕塑。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意大利艺术家们已完全复活和掌握了古希腊和罗马人关于人体肌肉和骨骼的知识。
《圣奥古斯丁为新教徒洗礼》（局部）
这虽然和《锡耶纳的圣伯尔纳定》一样，仍然是一幅宗教题材的画，但人物的风貌却已全然不同。这里面的人，已不再是专注于精神、内心与来世生活的人，而是已将注意转移到肉体、现世和外部生活的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三、
第三幅我想提到的画，则是老扬·勃鲁盖尔作于1612年的《蛹蝶花瓶》。这是幅当时的佛兰德斯画家所擅长的花卉静物画。画家以令人惊叹的极为精细的笔触，描绘了插在瓷瓶中的一束鲜花，其中有当时的佛兰德斯人狂热爱好的几个不同品种的贵重郁金香，有欧洲月季、水仙花、黑种草和紫草花，还有蝴蝶、毛虫、瓢虫和蝗虫。这些在典型的佛兰德斯花卉画中都有描绘，有时还会有蜥蜴、蜗牛等小动物。这些生命短促的活物，又常常和珠宝、贝壳等美丽而持久的无生命物件并列。
《蛹蝶花瓶》 老扬·勃鲁盖尔（又名“丝绒”勃鲁盖尔） 1612
43x31cm 铜板油画
©Fondazione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
但引起我特别注意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在画面左下角，停留在放置花瓶的桌面上的两只并不漂亮的身材粗短的蛾子：这不是蚕蛾么？
《蛹蝶花瓶》（局部）
许多人小时候养过蚕宝宝，我在我童年期的1970年代也养过。当时在上海市区里养蚕宝宝还比较麻烦，因为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小区绿化，要找到野桑不容易。记得我们几个养蚕的小朋友，都依赖其中一个的家长，每天下班时从郊区带回一些桑叶。她郑重其事地在一个塑料盒子里铺上一层湿毛巾，放上几片桑叶；再盖一层湿毛巾，又放上几片桑叶，就这样一盒子放上好几层。这样桑叶带回来时就很新鲜，一点没有损失水分。蚕宝宝长大后桑叶吃得很快，我们每天都眼巴巴地等着她带桑叶回来。
还记得我在蚕宝宝最终吐丝结茧时的那种雀跃。它在茧内化蛹最终成熟变为蚕蛾钻出茧壳，这时我看到几只身材粗胖的不起眼的蛾子。它并不美丽，这让我有点失望，但想到人们养蚕并不是为了它的外观，我也就释然了。
经过了人类数千年的室内驯化，蚕蛾已不会飞，只是待在我给它们准备的敞开的纸盒子里，也不吃东西。交配后不久就产下卵来，一粒粒的像浅黄色的小芝麻，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会慢慢变为深紫色。
尽管我童年时就养过一次蚕，但就那一次蚕和蚕蛾的外观，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成年后有了女儿，在她五六岁的时候也有朋友赠送蚕卵，给她养过一次蚕宝宝（顺便说一句，让孩子养蚕，可以让他们看到鳞翅目昆虫从卵-幼虫-蛹-成虫的全过程，是一种最好的直观生物学教育，比上一个学期的生物学课效果好得多），又加深了一次我对蚕蛾的印象。所以，这一次在老勃鲁盖尔的画上看到这种蛾子，我一眼就把它认了出来。
认出画中桌面上那两只蚕蛾后，其他几样东西也被我认了出来：画面左下角那四条大小不一的白色虫子，不就是蚕吗？它们正在啃食的两片卵圆形的树叶，不正是桑叶吗？其中一片桑叶还带着一小段枝干，上面还长着两枚聚花果，这不正是桑树结的味道甜美可食的桑葚吗？
在这几条蚕后方有两个白色长圆形的东西，这不是蚕吐丝结的茧吗？而在画面右下角的两个蛾子中间，有一个纺锤形的东西，依稀可以看出有头、胸、腹三个体段，这不是蚕蛹吗？蚕蛹平时在蚕茧里，不把蚕茧剪开是看不到的。看来老勃鲁盖尔为了画这幅画，还做了点研究。
《蛹蝶花瓶》（局部）
那么画面上在蚕蛾身体底下一粒一粒白色的东西是啥也就迎刃而解了：是蚕卵啊！原来在这幅画里，老勃鲁盖尔画了蚕的整个生活史！
蚕是中国通过中亚，经过几个世纪才传到欧洲的东西。尽管在老勃鲁盖尔的时代，意大利和佛兰德斯都已有相当发达的养蚕业和丝织业，但我想人们对这种外来的、和巨大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昆虫还是抱有一定的好奇吧，所以老勃鲁盖尔会把并不算美的蚕蛾和蚕的整个生活史画到他的画里。
在文艺复兴时期，当画家们的专注点从人的宗教生活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与外部世界以后，他们往往会在静物画里对花、对昆虫、对各种动物作高度写实的描绘（而不是出于杜撰或想象），写实到今天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还能考证出他们画的是哪种植物或哪种动物。老勃鲁盖尔的这幅画就是一个例子。他在这幅画里不仅是对蚕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还对它的生活史，包括它食用的植物，作了深入的研究。
不禁想到今年夏天我去浙江绍兴看的徐渭展
。有趣的是，在宋代发展出强调“格物致知”的理学，经历了高度写实的宋画以后，在中国的明朝，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同时，徐渭（1521-1593）却创造出了“大写意”的画法。他笔下的牡丹等各种花卉只有一个大致的、模糊的轮廓，在他的画上，牡丹的叶子是怎么长的花又是怎么长的，是根本看不清的。他追求的是别的东西。
徐渭 《墨葡萄图轴》 纸本 故宫博物院 藏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比较老勃鲁盖尔和徐渭的优劣，徐渭也自有他的不可及之处，我只是想指出中西艺术所走的不同发展路径，和在某一时期在精神上的重大差异而已。
四、
最后一幅我想提到的画，是朱塞佩·佩利扎·达沃尔佩多在1889年所作的《悲伤的记忆》（又称《圣蒂娜·内格里肖像》）。
《悲伤的记忆》（又称《圣蒂娜·内格里肖像》） 朱塞佩·佩利扎·达沃尔佩多 1889
106 x 79 cm 布面油画
©Fondazione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
这时我们已不再身处文艺复兴时期。佩利扎在艺术史上一般被称为一位分光法（divisionist）或新印象派画家。之所以我想写他的这幅画，是因为它和我前面写到的《蛹蝶花瓶》那幅画一样，里面也有花。但这幅画里面花的被描绘方式，和它在画中所起的作用，和在《蛹蝶花瓶》里已经大不相同了。
在画里，一位青年女子靠在一张椅子上，两眼直瞪瞪地，惘然若失。她的右手中拿着一本摊开的书，里面是一朵夹着的已经变成干花的三色堇。
《悲伤的记忆》（局部）
干花，本身已不是鲜活的花，但它又确实是那曾经鲜活的花的一部分，就像是花的记忆。而三色堇，在西方一度非常流行的花语中，又是“回忆、思念”的意思。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利亚就曾说，“这些是三色堇，它代表着思念。”（“And there is pansies; that’s for thoughts.”《哈姆雷特》第四幕第五场。）这朵花以及它的花语，正好和这幅画的主题，也就是“悲伤的记忆”相契合。
我们看到，在文艺复兴之后已三百多年的十九世纪末，佩利扎这位意大利画家已不再花很大力气去对三色堇进行细致的写实描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它的象征意义上面。
这次在外滩东一美术馆展出的是卡拉拉学院藏品的精选，时间跨度大，涉及的艺术史上的流派和阶段多。我的这篇短文，难免挂一漏万。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观展，相信会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画和细节。
展期：2021年8月12日至2022年1月3日
地点：东一美术馆（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1号3楼）
（本文原题为《卡拉拉学院藏品展：一些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