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坎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可以说是一位盗贼大师。这位德国作家的十卷本巨著《回声》（Das Echolot，于1993至2005年出版）就像是一个海盗藏宝洞：摘录了无数来自于日记、信件、报纸和官方报告的证词和回忆，主题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套书的书名常被译为“回声”，指的是这些碎片相互碰撞反弹，形成一种不和谐但又具有启示性的喧嚣。在编排中展现其技艺，而天才体现于并置对比之中。
坎波夫斯基（1929-2007年）很晚才踏上作家道路，但四十岁后著作颇丰。也许靠别人的资本来建立一个帝国很容易。他即使是在比较传统的小说中，也包含了很多借来的东西：叙事中层层叠叠的小片段和短语、俗语和通称、歌曲段落、广播中的新闻标题和笑话、报道中的零碎文字——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不经意间听到的世界。他的耳朵善于捕捉矛盾和荒诞，即使其主题是严峻的。而那些主题确实经常是严峻的。战争年代锤炼了坎波夫斯基，而战争也从未离开过他。
在坎波夫斯基去世之前，他的作品几乎未曾被翻译成英文。这种情况直到2015年才发生了改变，有两本书得以出版：《1945年的天鹅之歌》（Swansong 1945）是《回声》的最后一卷，记录了第三帝国濒临灭亡前的四天；而《万事皆空》（All for Nothing）则是坎波夫斯基的另一部非凡的小说，讲述了——嗯，第三帝国濒临灭亡时的故事（这次是从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的视角出发）。此后，我们又有了《家园》（Homeland，2018 年出版），现在又有了迈克尔·利普金（Michael Lipkin）翻译的坎波夫斯基早期自传体小说《塔德洛塞尔与沃尔夫》（Tadellöser & Wolff，1971 年），英译本名为《平凡青年》（An Ordinary Youth）。
瓦尔特·坎波夫斯基出生于德国北部罗斯托克，家中从事航运业，条件优渥。他在十几岁时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战争结束前，年仅十五岁的他被德国空军征召为传令兵。《平凡青年》在这段年少岁月着墨颇多。书中自序有这样俏皮的一句话：“所有细节均为编造。”
这可能不是普通的青春岁月，但年轻的瓦尔特显然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他跟他的玩具兵做游戏，与朋友们争论酷刑折磨人的方法，并开始对女孩感兴趣。这其中包括他的女性表亲，希望能引诱她们参加一场无法无天的游戏。
虽然德国经济困难时期的痛苦记忆挥之不去，但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舒适。他们在祖父去世后继承了一栋气派的房子，但实际上这栋房子还得付金额高昂的按揭，以致于他们不得不把房间租出去（“我父亲曾经说：‘我们有一条两千五百吨的船，但我们却住在二楼。’”）。
尽管如此，生活依然美好，德国也欣欣向荣。“早饭时总是很和谐”，坎波夫斯基夫人也很宽厚。她的丈夫虽然脾气暴躁，但与昔日的家族长老们相比，他已经算是个温柔的人。他曾在伊珀尔（译注：比利时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发生多次争夺战，德军在此多次使用毒气）中过毒气，皮肤瘙痒至今。他是个被宠坏的人，爱慕虚荣，害怕细菌。在他的办公室里的“墙上挂着：希特勒、兴登堡和俾斯麦，一个比一个高”。
坎波夫斯基夫人对纳粹并不感兴趣。当冲锋队第一次穿上棕色制服行军时，她“以为他们是保洁工人”。她“本可以”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爱国主义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热爱祖国。”她后来会对一位受到迫害的丹麦朋友这样说：“请不要认为所有德国人都是坏人。”“纳粹党和德国人是有区别的。”
至于犹太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不良因素，描述犹太人背信弃义和贪婪的内容已经深深植入了人们普遍相信的神话之中。他们的房屋按揭贷款经纪人是“一群白种犹太人。百分之十一（的利息）！”他父亲不擅长送礼，而且有一个大鼻子：“你有没有觉得，不知啥时候，家里已经有一个小犹太人了吗？”瓦尔特上学路上经过的当地的犹太会堂已经被烧毁，徒具空壳。他的朋友解释说，这里曾经是基督教徒牺牲的场所。
随着国际局势恶化（“波兰人又在挑衅我们了吗？”），乐观情绪随之洋溢，伴以老生常谈的智慧。“战争只会持续十四天。”“他们会速战速决。”“希特勒老伯的肩膀上有个好使的脑袋。”“那个人毕竟不是疯子。”作为译者，利普金出色地将经常出现的报告性语句——在德文中以情态动词和从句支撑——翻译成了可读的英语（括号非常有用）。
当第三帝国坠入深渊时，坎波夫斯基出色地捕捉到了一个国族的妄想。但慢慢地，那座大厦出现了裂缝。书中一个角色留着模仿希特勒式样的胡子，说他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瓦尔特看着地图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德国“实在太小了”。随着炸弹落下，一家人疏散离开罗斯托克（“情况会好转”），然后又返回。到最后，某些人（但并非全部）对元首反目成仇：“我现在看出来了，希特勒是个臆想症患者。”日本人成为了“真正的德国人：甚至比我们更狂热，而且没那么病态”。
但狂热并不是这本令人难忘的书的特色，坎波夫斯基不怀好意地将其副标题命名为“一本布尔乔亚小说”。因为这是一部关于普通德国中产阶级的故事，他们使纳粹的杀人机器成为可能，甚至在俄国人已经向柏林进军的时候，他们担心的还是该去哪里买发油。这本小说非关残暴，而是关于自满。其叙事通过青少年的冷眼来展现，有助于进一步强调这种自满情绪，因为那么多成年人与年轻的瓦尔特相比，并没有更加善良，在盲信与自私自利方面也不相上下。
我们的“平凡青年”被迫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补救班”，那里的规则和实践是冯内古特式荒诞主义的现实呈现，但他最关心的是能否留住自己的长头发（他担心自己的头型很滑稽）。在某种程度上，瓦尔特与安妮·弗兰克有着相似之处，后者也是一名被希特勒卷入战争的书呆子少年，也关注自己的外表和欲望。两人之间命运的鸿沟在这部小说中无处不在，伴以辛辣的讽刺和谨慎地洒下的恐怖阴影。
